3、在败诉案件中，行政机关与公民诉讼败诉率最高
行政机关在与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这三类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行政诉讼中的败诉率差别较大，分别是56.4%、18%和25.6%，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行政诉讼败诉率分别比与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行政诉讼败诉率高出38.4和30.8个百分点。有的行政管理部门、行政机关与公民诉讼败诉率高达66.7%。这说明行政机关在对公民实施行政管理中不依法行政的问题比较严重。
4、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败诉的案件比例较大
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因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造成败诉的占败诉案件总数的48.7%，个别部门高达55%。如1999年，我院以该理由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占败诉案件的近三分之二。这反映出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工作不规范，简单粗糙，或在行政诉讼中不重视举证工作。
5、行政机关败诉案件种类相对集中
行政机关败诉案件多集中于房屋管理、公安和工商行政管理类案件。其中房屋及拆迁管理类案件12件，占行政机关败诉案件总数的30.76%，占同类已结案件总数的36.36%；公安类案件共5件，占12.82%；工商行政管理类案件5件（包括市工商局2件），占12.82%；交通执法4件，占10.25%；城管和规划类案件各3件，各占7.6%；教育2件，占5.12%；其他如区政府、经管站、劳动、农委各1件，各占2.56%。房屋及拆迁管理、公安、工商行政管理这三类案件，在行政案件中所占比例较大，行政机关败诉的多。
二、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败诉的原因及产生的后果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败诉的原因比较复杂，我们把它分成案件内原因和案件外原因。
(一)案件内的原因
案件内的原因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以及在行政诉讼中存在的程序和实体处理上的不当，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
1、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行政机关在主要事实尚未查清，缺少必要的证据以前就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具体表现在：
(1)具体行政行为错列行政管理相对人。
如北京淄鲁物资供应站不服丰台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一案。淄鲁物资供应站长期承租丰台区三路居农工商第五分公司库房一处。后该处库房经规划部门认定为违法建设。1999年5月11日，丰台城管大队遂向淄鲁物资供应站法定代表人果洪昭发出《限期拆除通知书》。该通知认定果洪昭未经规划部门批准违法建设，责令其自行将该违法建设拆除。在本案中，三路居五分公司是涉案标的物的违法建设主体，果洪昭只是标的物承租方淄鲁物资供应站的法定代表人。由于把处罚对象搞错，丰台城管大队在行政诉讼中败诉。
(2)所作的行政决定决定缺乏事实根据。
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必须以事实为根据。无事实根据，或证据缺乏的行政行为，依法是不能维持的。在我院行政诉讼中，由于行政行为缺乏事实根据导致行政机关败诉的案件占相当部分。
如郭洪林不服区房管局变更房屋承租人一案。1981年，郭洪林原所在单位分配其公房一间，并与房屋管理部门签订了公房租赁合同。后其妻弟邢恩祥借住。1994年9月，在郭洪林不知到的情况下，郭洪林的妻子假冒郭洪林的名义写了同意将承租的公房变更为其妻弟承租的申请书，向房管部门申请变更承租人。房管部门没有经过任何核实，即将公房承租人由原来的郭洪林变更为邢恩祥。为此，郭洪林认为房管部门在未经调查的情况下，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故起诉到法院。经公开审理，法院认为房管部门作出的变更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依法撤销了房管部门的决定。
又如崔占启不服房管部门作出的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一案。崔占启在右外综合服务楼拆迁项目中有私有房屋若干间。由于崔占启与拆迁人不能达成安置协议，房管部门依拆迁人的申请作出裁决，认定崔占启在拆迁范围有产权证房屋三间，所有权及使用权补偿共计56万余元，限期搬迁。崔占启不服，认为房管部门的裁决认定事实不清，三间房屋并非住宅，而是从事经营的商业用房，应按商业用房的标准给予补偿。另外，崔占启另有七间房屋属于合法财产而未依法补偿，同时提交了1993年8月房管部门为崔占启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载明，崔占启有产权证房屋七间，因房屋变动，1992年前来进行变更登记，原证已交，新产权证待发。在诉讼中，房管部门不能解释该裁决与其1993年8月书面证明之间的矛盾。且不说其为崔占启安置的房屋是否属于商业用房，仅从房管部门的产权登记上就可以看出裁决书对崔占启属于合法房屋间数的认定不清。也就是说，该裁决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诉讼中，房管部门自行将裁决书撤销，崔占启撤回了起诉。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Tag:党政报告，党政办自查报告,党政办调研报告，报告总结计划 - 党政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