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选任干部标准上实现了突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面对政治路线的转换，敏锐地感到，干部队伍老化，文化程度较低，思想上、作风上存在着不相适应的问题，已同现代化建设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对此，他们大声疾呼：干部队伍必须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将这一干部“四化”方针写入党的文件中。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第一次将干部“四化”方针载入党章，作为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与根本标准。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要求，“衡量干部的德和才，应该主要看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实绩，选人用人要注意社会公论。”至此，新时期选任干部必须坚持和实行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的原则已初步形成。
其次，在选任干部方式方法上实现了变革。把群众公认、社会公论作为评价与衡量干部的主体，但群众公认也不是人人都去作决定，也不可能人人都说了算，而必须创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途径与新方法。于是，在以往走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在征求和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创造了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等多种方式。新时期选任干部必须实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与依法办事的原则便应运而生了。
其三，上述干部标准与选任方式的变革，对原有的干部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对党管干部原则也增加了内涵。原有的干部管理体制，是各级党委对所有的“国家干部”实行高度统一的、单一的任命制，然而，执政后的实践证明，这种高度集中的单一、封闭式的管理体制，不但没有管好管住众多的干部，也使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而且导致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难以避免。对此，必须重新认识党管干部这一我们党坚持的根本原则的实质是什么？新的内涵又是什么？早在1989年8月，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中，就明确提出了“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改进党管干部的方法”这一命题，并且概括出新时期党管干部原则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对干部工作的领导，制定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推荐和管理好重要干部，指导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做好对干部人事工作的宏观管理和监督。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再次重申，“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改进党管干部的方法”，并要求“扩大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让群众更多地参与”，“多数群众不拥护的，不应提拔”。这就把选任干部的主体由党组织一家扩展为人民群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的本质也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群众掌握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1995年2月，中央制定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以及20**年7月修订下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六项原则。这六项原则的关系是：党管干部原则，是保证党对干部工作的领导权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的一项根本原则。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是新时期选任干部的总标准与总依据。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公开、平等、竞争、择优，民主集中制，依法办事这四项原则，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授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质的体现。具体讲，群众公认、注重实绩，解决的是干部由谁来评价和如何评价；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则是创新方式与方法的精髓；而民主集中制与依法办事，则是实现干部工作民主化、规范化、制度化的重要保障。这六项原则，既继承了我们党的好传统与老经验，又充实了现实的新鲜经验与做法，其核心便是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群众公认原则、依法办事原则的有机结合与统一。这种结合与统一，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点，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干部工作中的体现。做好这三项原则的结合，必将为我们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需要的干部管理体制、选任方式，提供一个总的规范和指导方针。沿着这一结合与统一的方向深入下去，我们一定能够创建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与体制，造就一大批善于治国治党的优秀领导骨干，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与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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