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我们有一个分工。我们是一个执法机关，不是一个检控机关，没有权力提出检控，权力是在律政司司长那儿。我们的权力只是调查、搜集证据，证据搜集完了提交给律政司，告不告、提不提出公诉不是我的责任，而是他的责任。两者是分开的，我们不可能自己去掌权。当然我们也受法庭的监督，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做了违法的行为，法官也会有意见。
XX是一个非常开放、透明的社会，有来自社会的监督、传媒的监督。有时候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我也要到立法会去解释，有这个机制。每一年我们的预算也要经过立法程序配合，我们自己也受审计署的监督。所以监督是很多方面的。其他的执法机关立案、提不提出检控都是由律政司掌握，但是其他的执法机关没有这些咨询委员会，没有这个机制。这是我们独有的一个监督机制。
人物周刊：廉政公署成立至今31年来，有没有内部工作人员因渎职行为受到处分？如果有，比例是多大？
XXX：很小，这几年真正由法庭定罪的只有一个。
人物周刊：31年来吗？
XXX：不是31年来，但这个比例一直很小，不要忘记我们(每年)的案子有数千。去年(廉署工作人员)非刑事投诉的有20多宗，真正查有实据的只有几宗。我们有数据可以给你，是公开的。去年我们同事涉及刑事的有3宗，其中两宗是查无实据的，其他一宗牵涉到比较轻微的非法借贷，律政司经过考虑以后决定不提出检控，是因为这个案子本身的性质和关系。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我们同事的操守，如果同事犯了错误决不会姑息。
人物周刊：你是1980年加入公务员队伍的，从加入公务员的第一天开始，所接受的廉政教育、熏陶和制约是很多的。我们关注的是XX公务员廉政执法的意识是如何培育出来的？以你个人为例，这二三十年的经历来看有没有受到过腐败的诱惑或腐败的可能？
XXX：还真是没有。我当公务员到今年是第25年了，从来没有碰到过想贿赂我的情况，在早期职位比较低的时候也没有。我想这个意识是我们政府的一个文化。我们很骄傲XX是一个法治社会，我们觉得很重要，政府也觉得这个很重要。
作为一位公务员，我们所受的训练就要很自然地想一想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合法，第一是合法。在XX如果做了不合法的事情，明天就有人挑战。我们的训练是非常重视依法办事这个概念。如果我们做了一些决定是不合法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可能全部的前途都没有了。
人物周刊 ：腐败的成本很高。
XXX：对。当然在很多制度方面我们希望尽量地透明。过去社会上的监察也是很足够的，我们现在有立法会和传媒。传媒什么东西都可以揭发出来，立法会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你做了什么决策、(出台)什么政策，都要向公众交待是不是合理、有没有错，这个是XX的一个整体文化。当然我们做公务员，有时候也可以看到政府对贪污的态度是很坚决、不容许的，从报纸上看到有些抵制不住诱惑的贪污了，下场是非常悲惨的。
我是珍视新闻自由的
人物周刊：传媒监督是制约廉署滥用权力的一个很好的环节。我们知道，去年廉署和媒体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冲突，廉署搜查了几家报馆，外界非议颇多，也引发了内地媒体比较大的争论。有一种说法是廉署有干涉新闻自由之嫌，想听听你的看法。
XXX：其实要看为什么发生这个案子。当时我们在调查一宗案子牵涉到一间上市公司的贪污，在此过程中我们怀疑有人泄露了受我们保护的证人的身份，当然是通过传媒去做的。根据XX的《保护证人法》，这个做法是不容许的，因为如果非常容易就将一个受保护证人的身份泄露，那么对整个证人计划的有效性打击很大。
你可以想象，我们是很重视市民举报的，因为贪污是一个隐蔽的行为，没有举报很多贪污行为不可能揭发，如果因为这个影响了公众对我们保护证人能力的信心，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当时处理这个案子(人身保护令)的法官觉得非常重要，要求执法机关调查，我们就在调查这个过程。其实审查权力不在我们这儿，根据法律，如果要到传媒去搜查，只有法官可以签发搜查令。
当时我和律政司的同事研究过这个案情，这些传媒都是涉嫌触犯了法律。我们是有需要进报馆去搜集证据的，当时向高等法院法官申请搜查令，是经过法律程序的。去之前我们给了同事指令，先要求传媒合作，提交资料，不合作再执行搜查令。当时除了一间传媒以外，其他全部都不合作。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手段，要就是我放弃调查回家去。当时不是我们希望做这个搜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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