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们也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措施，比如建筑业，我们会同商会或者专业团体合办讲座和课程，其实这样的培养廉洁文化的教育我们已经推广到了大专院校，大学生在专业的培训过程中，也应该把廉洁的价值观打下。
人物周刊：实际效果如何？
XXX：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尤其是培养一个人(廉洁)的价值观。关键在于我们不懈地在做，回头看过去30年我们的努力(在各阶层推广廉洁文化)，今天看来，应该算是成功的。简单地比较，31年前廉署还没有成立的时候，看看贪污腐败是多么的普遍，贪污甚至是生活的一部分，去救火要收红包，上医院看病也要给红包，那时我年纪还小，但仍能清晰地记得那个社会的现状。但今天的XX社会，已经看不到直接的贪污受贿现象。
30年前我们不能说有一个廉洁的政府，但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有一个廉洁的社会，这是没有疑问的。这不光是我们自我标榜，很多时候跟在XX经商的一些外商提起，他们都这样说，这是没有争议的。
我手头有一些具体的数据，廉署成立时，我们收到对政府部门的投诉，占我们收到的全部投诉的86%，警察的贪污占45%；去年有关政府部门的贪污举报占总数的34%，涉及举报警察下降到11%~12%。非常大的幅度，可以说我们非常成功地控制了政府部门的贪污问题。每年我们都委托独立的机构作相关调查，调查显示，过去十多年XX人对贪污的态度是“不能容忍”的。
我没有滥用权力的空间
人物周刊：按照一般的理解，廉署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只对行政长官负责的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架构，如何对你本人和你的机构进行有效的制衡？换句话说，你有没有滥用权力的可能呢？
XXX：不可能有。31年前成立廉署时我们就了解到，贪污是一个隐蔽性的罪行，不容易调查，要给廉署足够的权力；但是当时我们也了解到，如果给了一个机构太大的权力，一定要有一个适当的制衡，不然这个机构自己也会出问题，所以我们有内部的和外部的监督机制。
我先说内部的。
我们有几个咨询委员会监督我们的工作，比如有一个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提意见给我们，他们可以对我们的执行、人事、开支预算甚至是纪律做监督审查，我要向他们解释，每一年我们做一个预算给他们看；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我们有三个部门，每个部门也有一个独立的咨询委员会去监督他们的工作，刚才我说的就是监督执行处的工作。委员会每6个星期开一次会，委员都是独立的，包括立法会员、大学教授、律师和其他各方各面的、由特首任命的知名人士组成。每6个星期我们把调查的一些案子向他们汇报，比如受到调查、投诉的一些案子，如果我们做了初步调查后发现没有什么实据去调查了，一定要先向他们汇报才可以完结这个案子。
另外，如果有一些案子查完以后不够证据提出公诉的，我们也要向他们提交报告，说明为什么不移交检控机关。如果是提出检控的，我们也要向他们汇报法庭是怎么判的。如果我们输了，那么法官的意见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要向他们解释。如果我们调查的案子超过一年没有完结，要向他们解释。有一些人保释超过6个月还没有检控的，我们也要汇报。这个是非常严谨的制度。
此外，有一个防止贪污审查咨询委员会，我们做了防贪审查报告后，提供给他们看，提些意见。社区关系处也有一个咨询委员会，对我们的社区关系的一些活动给予意见。
作为一个执法机关，我们工作是诚实的，需要市民信任，所以很重视我们同事的操守。如果我们的同事牵涉到刑事事件，经过律政司给予意见，我们都会交给警察去调查。如果涉及贪污或者是非刑事的，我们自己内部有一个调查组，专门调查我们同事，调查以后提交报告给一个独立的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
这个投诉委员会不隶属廉署，是归政务司司长办公室负责，现在主席是一个行政会成员，其他的成员包括立法会议员。我们调查以后提交报告给他们审查，看他们是否同意调查结论，他们可以不同意。他们每一年都会发表一个公众报告，今年的报告在上个星期刚刚提交立法会，在这个报告中详细地向公众解释对廉署有什么种类的投诉、怎么处理，都有交待。这是内部的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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