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商法体系。通常认为，我国商法主要由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构成。其中，《公司法》、《证券法》均置有打击商业贿赂的禁止性规范。如《公司法》第59条明文规定：“董事、监事、经理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第198条规定：“清算组成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证券法》第22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不正当竞争手段招揽证券承销业务”，等等。[12]
（4）刑法体系。刑法是最重要的保障法、补充法，是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虽然1997年刑法没有使用“商业贿赂”的表述，但是其中许多规定无疑是针对商业贿赂而制定，尤其是第163条与第164条关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行贿的规定。20**年，针对刑法规范中的不足，《刑法修正案（六）》又进行了针对性的修订：首先，扩大了公司、企业人员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以解决实践中对某些身份难以界定的人员的定罪。将第163条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同时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其次，照应第163条的修改，将第164条修改为第1款修改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后，对其他相关犯罪也进行了修改，以加大处罚力度，例如将刑法第312条修改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扩大了原窝藏、收购、转移、销售赃物犯罪的对象范围，如此有助于剥夺商业贿赂犯罪人的收益，增加刑罚的威摄力。
（三）立法与执法中的缺陷
虽然目前的反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立法与执法工作中，还存在诸多缺陷，这里仅谈两点：第一，不严不厉的反贿赂法治体系导致贿赂黑洞过大。不严，主要是就我国针对商业贿赂的财产罚与资质罚设置看。在西方国家，对于商业贿赂行为，往往处以极为严厉的财产罚，或者处以取消上市公司、证券交易资格等各种严厉的资格罚。而我国，即便作为其他各种商事、经济法规的最后保障法的刑法，其惩处力度也是非常不力的。例如，无论是刑法原第163条、第164条的规定，还是《刑法修正案（六）》的相关规定，都无取消经营资格的资格刑规定。此外，由于刑法第163条、第164条所规定的犯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在相关的犯罪案件中，即便按照相应规定，没收犯罪人的全部财产或者处以最高额的罚金，对于资产雄厚的单位而言，也影响甚微。
说其不厉，从立法上看，我国的贿赂犯罪防线本身就过于靠后：就受贿罪而言，既要求收受贿赂，还要求受贿人务必“为他人谋取利益”；此外，行贿和受贿的“标的”都只能是“财物”，而且仅是“承诺”交付财物绝对够不上行贿，得实际交付财物完毕才能构成刑法意义的行贿。可见我国反贿赂法网确实过于粗疏、宽泛。再从执法上看，商业贿赂，目前已经逐渐衍生为通行于贸易各方的“潜规则”，而此一恶行在国内的大面积泛化，又反过来大大牵拽了国内警方的侦破力及其他执法资源，从而导致案件侦破率、处置率均过于低下，犯罪黑洞因而更大，[13] 例如从公安机关的立案数看,2000年至20**年6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犯罪案件仅有2529起,立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案件仅有564起，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占同期所有经济犯罪案件立案数的比例始终非常小,尚不到1%。就连公安部官员也承认，这个统计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近年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客观情况，目前查办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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