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理论上的僵化、教条化相对应的是，苏联党和国家的发展也陷于停顿，越来越失去了在行动上和政治上切实应对国内和国际发生的变化的能力。其结果是，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将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的最新成果用来为社会进步服务，不能及时实现从社会经济的行政命令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最初阶段的极端条件下、在卫国战争和战后恢复年代是有效的)向更加符合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的体制过渡。
显然，20世纪80年代上台的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了理论上的僵化和教条主义盛行，是造成苏联社会停滞发展的内在原因，也试图从理论创新上实现突破。正因为如此，后来才有了他的那一套美其名曰“新思维”的理论。但是，戈尔巴乔夫的理论创新并不是从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出发，而是大量地掺和了西方的各种流行的所谓“民主”和“人道”的观点，使“新思维”严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成了各种思想的大杂烩。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苏联的改革基本上还没有越出社会主义范围。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仍然把“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效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可能性”作为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指导下，改革逐渐变为改向，即改变党的指导思想，使改革脱离社会主义方向。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改向的标志，在这次会议上，苏共正式易帜，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举起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苏联改革的车轮转向了以“瑞典模式”为目标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从此，苏联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步步地走向了衰亡，直至解体。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从反面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要进行理论创新，必须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进行，否则，理论创新必然要跑偏，其结果必然要把社会主义引向邪路，甚至葬送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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