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形成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发展观。“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珍贵遗嘱。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此,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发展为中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的思想。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们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我们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讲共产党的先进性,讲代表人们群众的根本利益,讲社会的稳定,这些都要以发展为前提。没有发展,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强盛,没有全体人民的富裕生活,没有传承文明的基石,没有在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总之,没有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都是一句空话。可以说,把发展提升到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认识,反映了我们党在对待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上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3)形成了“三个文明”一起抓的社会进步观。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在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进步的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为此,他提出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在党的十六大上,又鲜明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张。“三个文明”一起抓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在对待社会进步的认识上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发展。因为世界的潮流是,人民不仅仅满足于物质上的需求,也追求精神上的愉悦,同时民主的意识、当家作主的意识不断增强。“三个文明”的提出,可以说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群众的呼唤。
(4)形成了“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建设主体观。在社会主义建设主体问题上,我们党有过曲折的探索,有成功,也有失误。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把工、农、兵视为最重要的依靠力量,而把知识分子归入“异类”,视为改造的对象。特别是“文革”期间,知识分子更被打入“臭老九”之列,严重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明确提出把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是,对于像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如私营企业主、外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社会中介组织中的人员、自由职业者等,许多同志对他们还是另眼看待的。江泽民同志在他的“七一”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这些人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提出应允许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入党。这不仅提高了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国家建设的积极性,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我们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
(5)形成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观。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我们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课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能不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江泽民同志反复告诫全党:纵观历史,不少政治组织和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的阶段,其政策主张或多或少地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就脱离了人民群众,不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后被人民群众所抛弃。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衰的根本因素。为此,他特别强调,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里的“本”、“基”、“源”,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我们党八十多年的奋斗,无论是战争年代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无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这一“本”、“基”、“源”说,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确立了是否真正掌握、是否真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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