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要完善财税体制，深化金融改革。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对财税体制先后进行了利改税、分税制的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税体制框架已基本建立，但是仍存在某些税种设计不尽合理、不同所有制企业税赋不统一、乱收费乱罚款等现象。公共财政体制还不够健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还存在较大缺陷。突出的问题，是实行分税制之后，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严重制约了县乡经济的发展。为解决上述问题，全会提出完善财税体制的新举措，对出口退税、增值税、统一企业税收都做出新规定，并提出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老大难问题，是国有商业银行企业化改造进展缓慢、经济效益低下、呆坏账比例过高以及经营机制僵化，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融资需求和日益加快的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新情况，并成为金融安全的隐患。因此，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决定》指出，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各类金融企业都要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这些新举措充分体现了新一届领导集体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对于攻克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堡垒将发挥决定性作用。
最后，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经济法律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还存在着越位、错位、缺位等现象，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决定》提出完善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使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成为“廉政政府”和“廉价政府”，以适应资源配置方式由以行政为主向以市场为主的转变，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法律制度。目前，制约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行政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地方保护主义、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部门利益超越法律界限，凡此种种，都使得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难以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与法律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有权威的、具有统一性的公正的法律制度和一个能够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因此，《决定》提出全面推进经济法制建设。按照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着眼于确立制度、规范权责、保障权益，加强经济立法；加强执法和监督，确保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按照权力与责任挂钩、权力与利益脱钩的要求，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执法体制，防止和纠正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等等。
此外，《决定》还在政治文明以及党内民主方面做出了新的努力，在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方面有新的尝试。这些举措，体现了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政治智慧，也为完成上述艰巨使命提供了绝佳契机。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随着利益的多元化以及政治表达的公开化，随着整个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舆论形式的多样化，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面临空前的机遇。如果能够把握机遇，更多地吸纳人民大众对政治的参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中华民族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理想就一定可以实现。
教学参考之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次三中全会
纵观党的历史，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历次三中全会往往具有特殊意义，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多是在三中全会上做出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次会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决定把全党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会议还彻底否定了“文革”，审查和解决了中共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可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党我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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