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要想构建起创新型社会，就必须实现由权力本位向知识本位转变。
调整思维方式——从“感性直观”到“理性抽象”
要想建成创新型国家，除了整个民族的个性要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在价值观上要真正实现由权力本位向知识本位转变外，在思维方式上还必须实现由直观向抽象的调整。
恩格斯前后花了八年多的时间研究当时自然科学各个方面的最新成就后曾深刻地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科学地揭示了科学创新对高度发达的理论思维能力的依赖。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创新巨匠爱因斯坦也根据自己的科学研究经验反复强调：高度发达的抽象思维能力是科学研究过程中取得突破的最重要的因素。他讲，“要创立一门理论，仅仅收集一下记录在案的现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深入事物本质的大胆的创造性的思维能力”。他还说：“如果我们探索得愈是深入，我们理论所包括的范围愈是广大，……那么，经验知识所发挥的作用就愈小”。
科学研究主要通过对实验过程、经验材料和原有研究成果的分析、综合，通过正确地运用科学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方法达到对原有的看法的突破，实现观念上的创新。对此恩格斯也讲过：“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甚至连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关于光有引力质量存在的论断，就是靠理论推导得出，直到1919年5月29日爱丁顿勋爵的观察队对日全蚀的观测才被证实的。
西方文化非常重视逻辑推演和抽象思维能力，西方文化还把求真看得高于一切，就是要真正洞察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奥秘，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西方人在世代努力探索真理的过程中，认识世界的能力——“理性思维”也得到了锻炼，普遍有了提高，这也是近代以来，他们科学技术之所以能突飞猛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文化传统始终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儒学是辉煌的，值得我们自豪的，其中有不少至今仍有意义的东西，但从其基本部分的形成来看，它毕竟是人类早年的思想成就。它们体现出来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基本特征还是凭感性直观和敏锐的直觉从总体上把握事物。而长期以来，这种儒学又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捧到吓人的地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容许任何人在思想上对它有任何偏离，从而使凭感性直观和敏锐的直觉从总体上把握事物成为中国人思维的一种定势，这就严重地影响了抽象思维能力在中国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真正对逻辑作过较多研究的就是先秦名家和后期墨家。但在儒学一统的情况下，他们都未能发展起来，后来还成了绝学。
至于说对辩证逻辑的系统研究，在中国历史上做得就更不够了。尽管早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就有关于内部矛盾是事物运动的天才猜测，已包含有许多辩证法的思想，对立的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思想贯穿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个哲学史，像宋代的周敦颐、程颢，清代的魏源等人，他们的著作中都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很了不起的。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关于辩证法的思想尚具有自发的、素朴的性质。他们所讲的矛盾，仅仅是对立双方外在的互相补充、互相规定，尚不是辩证法意义上的矛盾。这种辩证法还有非此即彼的相对主义性质，还不可能使人的认识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中去，使人无法看到对立面之间无限丰富的内在联系，从而也就不可能看到对立面之间客观存在的转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因而他们讲否定，就只能是完全、绝对的否定，而不可能是扬弃——即真正意义上的辩证否定。讲矛盾转化，就成了对立面无穷的循环往复式地互相更叠的过程，而不可能是现实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前进运动和发展的本质与规律的科学概括。而且，这方面的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几乎没有什么深化。这些思想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特征。
在西学东渐时，中国一些有眼光的学者通过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已准确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空疏”，西方文化“实用”。正是在这种认识推动下，明末清初的中国有识之士曾一度对逻辑有所重视，出现了改变中国人思维特征的可能。可惜的是，中国文化积淀太过深重，使这种可能最终还是未能有效地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