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两国同处东亚，对儒家文化的共同体认，使得韩国“新村运动”经验相比于欧美国家的农村建设经验更具可借鉴性。“新村运动”一时炙手可热。但是，“新村运动”的真相究竟如何？特编发此稿，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韩国“新村运动”。
1970年4月22日，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在旱荒对策会议上发起了“新村运动”。这项运动最初在农村推行，后来扩展到城市、工厂和学校，工作内容也由单纯的管理改革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方面，成为一场席卷全韩的全方位社会改革运动。但是，新村运动除了农村以外，其他方面并没有取得成效。1979年11月朴正熙遇刺身亡，新村运动急速落幕。
起因：城乡差距扩大威胁可持续发展。上世纪60年代，韩国推行了两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启动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同一时期，由于政府忽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结果造成农业和农村的严重落后。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1962-1966年)，全国GNP(国民生产总值)和工矿业增长率分别达到7.7%和14.1%，而农林渔业增长率却不过5.1%。到了第二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这样的差距更严重，全国GNP增长率和工矿业增长率分别达到10.5%、20.3%，而农林渔业增长率反而下降到2.3%。
此外，1960年，农户收入超过城市家庭收入，但到了1970年，反而减少到城市家庭收入的70%。农业的相对落后导致国内工业产品市场的缩小和粮食进口外汇的浪费，威胁到工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对这些严峻问题，韩国政府不得不推行“新村运动”。
在新村运动之初，政府为了让居民自愿参与，强调“勤勉、自助、合作”精神。但到了1972年，工作内容扩张到增收和精神启发，继而转变成“政府主导”。政府强化了各级公务员的职责，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领导体系[中央内务部(主管部门)-道(相当于省)-市郡(相当于县市)-面、邑(相当于乡镇)]，要求各级公务员责任到人，各负其责。
新村运动的工作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即基础设施投入增加、福利、环境改善、精神启发和城市与工厂建设。1973年-1974年的投资集中在基础设施、福利和环境改善方面。在其后几年，政府发现，如果居民收入没有增加，就不能保障居民参与农村建设，所以工作重点转变为增加农民收入。从1977年起，政府强调村容村貌的建设。
在新村运动之初，大部分投资由普通居民来承担。比如1971年的居民负担比政府投资多了两倍，1972年的居民负担增加到总投资的83.7%。为了引导村与村之间的竞争，政府采取了“拣选支援”的战略。但随着政府主导作用的强化、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完善及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等政策的实施，投资财源逐渐转变为政府承担。
成果：改善了农村生活和居住环境。这场实施了差不多十年之久的新村运动，旨在引导农民参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成果包括农村道路建设、农民住房改造、自来水设施建设、农村电气化、农作物高产新品种的普及、乡村礼堂建设以及大规模培训乡村领导人。具体内容如下：
一是改善了农村生活和居住环境。1971年，新村运动刚开始时，全国80%以上的农家都是茅草屋，马路、桥梁、渠道、供水设备等基础设施也都落后不堪。为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基础设施，政府推进了房屋改造、道路铺设、桥梁修建、给水设备建设等项目，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比如1970年农村电力供给量不过24%，到1979年达到98%。这是新村运动的最大成果。
二是改善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增加了农民收入。到1979年，农村道路建设超过当初目标，达到6120**里。通过推广高产种子，农家经济从自给自足转变为商品经济。同时还节省了农村劳动力并增产粮食，促进了农业机械化。据统计，1970-1980年期间，农户的平均收入由26万韩元增加到270万韩元，增长10.5倍。
三是重视教育和培训。新村运动的核心是教育和培训，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相应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教育与培训内容包括地区开发、意识改革、领导培养、提高市民素质、技术推广等。教育与培训使农民培养起了“自立、自助、勤勉、合作”的思想观念。
弊端：政府主导造成农户负债更加严重。通过新村运动，农村生活环境、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等得到了改善，但负面影响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