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搞多党制的几个理由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三大敌人的残酷压榨下，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挽救中国，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政党和组织，他们为了改变中国的悲惨命运，进行过各种各样抗争，但都以失败的结局告终(如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有的则堕落成了革命的背叛者(如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并寻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第二，现在的中国尚无可代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几十个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又相对落后，人均可利用资源在世界上居于末位。在这样一个国家，要保持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难以想像的。在现在的中国，不可能出现能够替代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能够承担起如此艰巨的重担。如果中国放弃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而去搞西式的“两党制”或“多党制”，肯定会出现国家分裂、社会混乱、人民遭殃的局面，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会夭折。实际上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分裂，从某种意义说，就是放弃共产党领导的必然结果。
第三，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真正代表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政党和组织之所以成为匆匆过客，同这些政党和组织不能代表时代的发展要求，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有着直接的关系。它们或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或是成为独裁者的工具，因此必然为时代和人民所抛弃。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能够一呼百应，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高举“三个代表”的旗帜，必定能带领人民实现新的历史跨越。
第四，中国已经形成了符合国情的民主政治实现形式——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既不是在朝党与在野党的关系，也不是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而是有着共同政治目标和根本利益的亲密友党的关系，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着根本的区别。实践证明，这种新型政党制度，符合中国国情，有利于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有利于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促进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这也是我们不能搞西方多党制的一个理由。(刘景堂)
中国历史上昙花一现的“西式民主”
中国辛亥革命后，各种政治力量在“西式民主”幻想下，曾出现过一股组党热。当时，除了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统一党、国民共进会等政党外，袁世凯通过收买一批议员及军阀官僚的手段，也拼凑了一个御用的公民党，甚至连清朝的皇亲国戚、遗老遗少们也组建了一个反对清帝退位的宗社党。据统计，当时的中国党派总数达300个以上。它们有的鼓吹无政府主义，有的宣传“无国家、无家庭、无宗教”的三无主义，有的主张实行经济平均，劳资混一，破除阶级界限，有的拥护孙中山，有的支持袁世凯，有的要求恢复清室，有的则在政治上摇摆不定，见风行船，真可谓党派林立，政见各异，那时的中国，似乎还真有点多党政治的味道。但中国的事情并没有办好，而是纷争迭起，战祸频繁，天下大乱，最终由袁世凯乱中夺权，使中国的局面更加混乱不堪。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共产党、国民党之外的第三势力也积极活动，想建立所谓理想中的西方式的民主国家，并受到美国的鼓励和支持，但同样以失败告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来的和尚念不了东方的经，西式的民主救不了中国，也不可能有生根成长的土壤。
多党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些什么？
班克斯和特克斯特两位学者长期从事跨国政体研究。他们曾经提供了这样两组数据。一组是“政治稳定与政党数量”的关系图。在这个图表中，世界实行一党制国家总计23个，其中政局稳定的19个，较稳定的4个；世界实行多党制国家26个，其中政局稳定的11个，较稳定的两个，不稳定的13个。值得注意的是，11个稳定的多党制国家中，10个是西欧国家，一个是以色列，另外两个相对稳定的多党制国家是意大利和哥斯达黎加，而13个不稳定的多党制国家无一例外全是发展中国家。另一组数据是“发展中国家成功的政变”，追踪观察的发展中国家总数为80个，时间跨度是从1945年或其独立日到1966年止。在这个图表中，一党制国家26个，发生政变的6个，占25%；一党居优制国家18个，发生政变的6个，占33%；两党制国家16个，发生政变的7个，占44%；多党制国家20个，发生政变的17个，占85%，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发生政变的百分比是随着政党数量的增加而升高的，其中多党制国家的政变发生率已达惊人的地步。
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多党制为什么会给政治稳定带来威胁呢？这是因为，第一，发展中国家大都经受过帝国主义的侵略，曾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分裂的境地，社会整合能力较差。多党制不仅不能弥补历史留下的裂痕，而且常常会扩大这种裂痕。第二，发展中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与政治变迁的过程中，社会矛盾纵横交错，每一个政党又都倾向于代表各自特殊的政治、经济、种族或地区利益，从而使政府难以有效地开展工作，公众对政府的认同感亦会随之下降；第三，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很容易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和渗透。正如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所说，如果听任政党自由发展，至少有一个政党会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