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从农业的产业特点看，农业是人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用马克思的话说：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二是从农民农村农业在我国所处的地位看，我国13亿人口有8亿在农村，农业发展直接关系农民增加收入，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关系农村社会稳定，关系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全局，始终具有根本性和不可替代性。三是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看，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703美元，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为14.9%，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85%，城镇化水平达43%，“十五”时期财政收入达到10亿元，接近“九五”时期的两倍。按照工业化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和经验，我们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已经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应实行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方针。四是从党在新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看，本世纪前20年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难点和关键，“如果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因此，必须自觉地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其次，要弄清楚如何才能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到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也就是怎么重、重什么的问题。
“重中之重”关键是重发展。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确立科学的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工作布局上抓住发展的重点。
第一，要重城乡统筹。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最大的不和谐就是工农、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党中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和两个“趋向”的重大判断后，做出一系列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支农惠农决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加大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转变财政分配、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政策，明确规定财政支出新增部分主要用于农村，增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增加对农村的公共服务，把施惠重点放在农村。
中央20**年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指出要稳定、完善、强化各项行之有效的惠农支农政策，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见教学参考之三）
第二，要重农民利益。农民是农村的主体，是农业的主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要坚持把农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20**到20**年的三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央始终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主题，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制定了一系列补农、扶农、惠农、富农的政策，目的就是通过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民利益，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中央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工的地位和贡献做了充分肯定；中央强调坚决纠正土地征用中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维护和保障农民权益；文件还要求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
第三、要重改革创新。经过27年的农村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的根基已经开始动摇，但是一些长期困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还远没有根本解决。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地位之差、权利之差、收入之差和能力之差不断拉大。实践证明，要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中的问题、解决好农民利益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革。减免和废除农业税，受到广大农民衷心拥护。我们要全面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重点的综合改革，推进乡镇机构和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以及农村金融体制和土地征用制度改革，还要大力推进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等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制度体系。
可见，传统的重农思想只重“民力”而不重“民利”；新的重农思想既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更重视农民的利益，也就是既重“民力”，又重“民利”。其思想理论内涵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提高到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二是从重农业生产转向重农业、农村、农民全面发展，城市和农村统筹发展，当前和今后可持续发展；三是从重物转为人、物并重，既重粮食安全和农村经济繁荣，又重农民的收入和权利。简单地说，新的重农思想以重城乡统筹发展为前提、以重实现农民利益为核心、以重体制改革创新为途径。这种新重农观对于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三农”问题，无疑是一个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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