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约20年有关跨文化和多元文化的辅导的争议中，主流的声音是：面对来自不同种族、宗教、文化、社经阶层、年龄和性别组合的人．学者专家曾主张依个人之不同．选用特别的理论、方法和技巧来处理和治疗。然而．到了90年代初．这信念开始动摇。转变的结果是：视所有的心理辅导治疗都是多文化的。而成功有效的治疗，其关键乃在于心理辅导员本人的素质与修养．
在个人的临床经验中，无论在美国面对美国人、美籍华人，还是面对现代化社会居于香港的中国人（杨国枢，1994），或者是面对内地出生与成长的中国人时，我当然会发现各人之间有所不同．但更多的是，我发现各人有更多相同相似之处。vontress。（1988）就提醒大家：所有的当事人都是人。在人性与感情需要上有众多的共通点。同时，他亦曾指出．文化可分为五个层次．最基本的是普遍性的文化．在其中，人类乃具有相类似的需要和权利（vontress．1986）。
随着科技与现代化生活的过程，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人跨地域的互动和沟通．令人类的同质性不断增强；而地球村的概念．亦日益显著．在今天，心理辅导与治疗在中国要向本主化发展．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前述西方学者所走过的路，可以做我们的参考和借鉴。的确，所有的当事人都是人。在我的工作中，我重视与专注的是来谈的这个人。而这个人最基本的特性和需要，乃来自他身为一个人的本质。其次，才是文化、历史、社会与他所处的现实环境。固然，我对后者保持敏锐的知觉，但却不会与前者先后倒置。
面对心理辅导与治疗的本土化，我们要对西方的理论存有一种开明的态度，迫切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以实证方式如结果研究，来检验有关理论在中国人中之有效性，然后去芜存箐。同时，通过吸收、借鉴外来的理论和方法，在个人与集体的努力下，发展或创造出适合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特点的心理辅导和治疗体系。
四、政府的认同、支持并专业的制度化
基于1966至1967年香港出现的动荡不安，在香港政府回应市民的需要与问题的过程中，心理辅导的概念第一次正式出现。1970年香港大学聘用了香港历史上第一位心理辅导员，第二年还增聘了两人（educatots’socislactionlcouncil，1980）。随着香港大学的倡导，香港浸会大学（当时为浸会学院）亦于1971年第一次聘用了两位部分时间工作的心理辅导员。至于在中学．虽然完全欠缺专业的心理辅导员．却早在1965年的一个研讨会上，讲者曾提出应该聘请心理辅导员来协助学生的成长。可借，直到12年后，政府才回应此需要。当时，社会工作者被安排在中学工作。至于小学，则由学生辅导主任来负责（林孟平，1997）。
香港的心理辅导，已有将近3o年的历史，可是发展很不理想。虽然从服务的层面与多元化上，应该是所有华人社区中情况最好的一个地区；但在质与量方面．较诸其他先进国家，则仍需要大力改善。在研究与培训上，政府认可的学位课程，时至今天，仍还只有一个。虽然中文大学的课程，除了提供硕士学位的研读外，还有哲学博士与教育学博士的研读，但为硕士与博士学位提供的名额，每年不多于10人，无法回应需求。持有高等学位的心理辅导与治疗学者，屈指可数。香港的心理辅导专业协会（前为亚洲教育与心理人员协会·香港分会）虽然已有超过20年的历史，但由于政府的支持很不足，人力并其他资源的限制太大，往往是举步维艰，但却仍然在学术与专业上为专业人员提供支援。其中包括开设培训课程、从事研究与出版学术期刊“亚洲辅导学报”。此外，亦于年前完成了香港心理辅导专业人员的道德守则。
总的来说，香港的心理辅导仍在始创阶段．未能做到专业上的制度化的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是政府虽然认可，亦一再强调心理辅导在学校教育、家庭、社区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但却欠缺具体计划与实质上的支援．反观台湾，它除了是所有华人社区最早（1960）开展心理辅导的地区外（hwang，1972；kuo，1977），也是本专业领域人才最多，发展亦较佳的一个地方．探索其原因，关键是从6o年代kai始，直到今天，政府一直重视，并且实际上提供了相当有力的支持．早在60年代末期，台湾心理辅导的服务已经有了高速的发展。到1983年，台湾所有学校，包括小学至高校，都已开展了心理辅导与心理治疗的服务（barclay&wu，1986）。此外，政府亦强调心理辅导与治疗在社会发展方面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min－istryofeducationdepartment，taiwan．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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