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心理健康受到重视，公众亦纷纷要求此专业提出研究的实证．为了能给当事人提供有信誉保证的优质服务，也为了发展高学术和专业水平的培训课程，使新的心理辅导人员有能力在事业发展上与其他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竞争，我们除了要将研究成果整合于心理辅导的培训课程外，还要将它整合于我们为人们提供的服务中，来保证工作的质量（sexton等，1997）。
心理辅导的从业人员不重视研究成果带来的知识，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虽然许多人声称心理辅导既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门艺术，而实际上，心理辅导的科学性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表现之一是心理辅导从业人员很少做研究，同时也不会研读有关研究报告（morrow－bradley＆elliot．1986；nor－cross，plochaska＆gallagher，1989）。如果我们不努力改善工作，将研究成果带来的知识整合于临床的工作与培训中，则心理辅导专业的信誉将会出现危机（kanfer．1990）。
前述西方学者指出，不少心理辅导从业人员忽视研究工作．往往过分依靠个人的直觉与经验。与此同时，江光荣也指出，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所出现的文化讨论热潮中，有相当多是谈论中国人的心理与性格的。但在这些讨论中，却有几个值得引为鉴戒的消极特点：1．研究死人多，研究活人少。2思辨研究多．实证研究少．3．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4．文史哲学者参与研究的多．心理学工作者参与研究的少。我个人很认同江氏的观察，而且发觉近年参与心理辅导与治疗的研究人员，良莠不齐。不少人既缺乏心理辅导与治疗的理论基础，又缺乏临床经验。在根本来弄清楚什么是心理辅导与治疗的情况下，就草率作出种种素质有问题的研究。亦有些号称专家的研究者，自己对某些心理辅导与治疗的理论并未有所认识和尝试，更未具体验证，就草率地作出否定。
就本土化的重点来所，情况亦不乐观。有些人强调文化的差异，在未经实证检验的情况下，就言之凿凿地作出了结论．只凭直觉与个人臆测．就肯定地宣告：西方建立的心理辅导理论，绝对不适用于中国人！与此同时，一些欠缺实证支持的、新颖的、甚至流于哗众取宠的新模式亦应运而生。在眼花缭乱之余，想到我们这专业必须承担的专业职责和服务质量的保证，难免感到担忧、不安与焦虑。
在个人的观察中，多年来，我反复思考的一个重点问题是：不同民族、国籍、地域的人，在心理、认知与行为上，到底是相同的多，抑或是相异的多？不过，在这问题未经实证检验之前，一些学者专家们就纷纷在认定差异较大、较多的前提下立论和操作．
可以肯定的是，不同民族的人，基于历史、文化和社会体系的不同，其心理与行为自有一些差别，我们的心理辅导与治疗总是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对于由文化、社会环境造成的群体或个人的差异需要心理辅导从业人员敏锐地观察、知觉和关注，如此才可为当事人提供最高效能的服务。但过分注重差异，而忽视相同相似之点的时候，许多流弊也就随之出现；而且许多基本的课题，看来亦难以解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美国在心理辅导研究和服务上，通常将中国人、日本人、越南人、印尼人、印度入等都归入亚裔美国人。这一个人口类别（paniagua，1994corev，1996；ivey，1997）内的不同民族，是在历史、文化、社会上差异极其巨大的群体，却就被视为一个定型，实在很有问题。心理辅导的一个很基本的信念，是接纳与尊重个别的差异；而上述的文化定型所引发出的理念和操作上的矛盾与问题，就变得十分严峻。
事实上，对于偏重差异的取向，90年代初权威学者已作出了总结性的说明。在1991年，pedersen与ibraham不约而同界定心理辅导是共性的。在此之前，pedersen（1990）已提到，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心理健康辅导都是多元文化的心理辅导。同时他亦曾针对问题的症结指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心理与行为，其差异被过分重视；而相同之处，则过分被忽略。至于sue＆sue（1990）亦清楚地对多元文化心理辅导作出结论。他们认为心理辅导重在治疗过程中所提供的接纳、尊重、同感、信任和关爱，这些令心理辅导产生成效的基本条件，是超越了文化的限制的。
早在1978年，patterson就已经指出心理辅导与治疗过程中的辅导人员必备的一些基要的本质。他强调具有尊重、真诚和同感等条件的人际关系，是一般心理辅导的核心。它也适用于多元文化的心理辅导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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