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职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首要基本特征，也是其本质特征，职务犯罪自然也不例外，其也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职务犯罪由于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具有一定职务、掌握一定权力而表现出其比一般犯罪更为严重，社会危害性更大的显著特征。具体表现为：
（一）危害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职务意味着责任，意味着管理，其对象涉及人数多，涉及面宽，如果职务行为人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或滥用职权，就会损害多数人生命财产的安全。
（二）造成公共财产的大量流失
贪污、挪用等职务犯罪严重违反国家的财经纪律及有关法律法规，往往造成公共财产的大量流失，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为贪污、挪用行为人往往掌握有一定职权，掌握着数额较大的公共财产管理权、使用权等，如果他们私心严重，利欲熏心，就会不择手段违法违纪，侵吞、动用公款，就会造成大量公共财产的流失，就会造成比盗窃、抢劫、诈骗等犯罪行为更为严重的公共财产损失。
（三）腐蚀国家的肌体，危害国家的长治久安
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不仅严重腐蚀国家肌体和人们的灵魂，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降低国家和政府的声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且直接危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削弱国家的职能。同时，职务犯罪还必然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干扰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令的贯彻和实施，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危害国家的长治久安。
四、探寻我市职务犯罪的成因
在论及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时，有一种观点职务犯罪的蔓延是我国步入现代化必须付出的代价，即所谓的代价论。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经济发展水平本身与犯罪率的升降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个制度规划良好的国家，完全有可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维持低犯罪率，甚至出现犯罪率下降的现象，新加坡就是明证。相反，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如果体制问题重重，却倒有可能出现职务犯罪泛滥的局面，不少非洲国家发展情况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认为，分析我市职务犯罪形势走高的原因，主要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眼。
（一）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是职务犯罪多的原因之一。我国是一个拥有2000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深深地根植在我们的民族性格之中，尽管“五四”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不懈的反封建斗争，但是，由于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将其涤荡干净。因此，其余毒至今还在对人们的观念乃至制度建设产生消极影响。突出表现在：（1）个别部门或个别领导职位，权力过分集中，缺乏相应权力制衡机制，为个别领导干部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提供了便利条件。（2）干部管理体制还不甚完善，在干部的任用、考核、回避、调配、升降等环节，还有无章可循或不依法行事的问题。以至使干部能上不能下，能升不能降现象还比较突出，致使个别干部在擅权徇私时有恃无恐。（3）行政透明度不够。在一些行政环节，不公开、不民主，搞暗箱操作，加之监督机制不够健全，为职务犯罪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二）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是职务犯罪多的原因之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长足发展，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经济体制通过改革也得到了明显的优化。但是，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制约，我市经济体制原有的弊端并没有完全消除，而且在改革过程还出现了一些新的体制性问题，并给职务犯罪的产生提供了机制性土壤。具体讲主要问题有：第一，多种所有制和多种分配制度并存产生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市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大一统，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外资和个体经济等私有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如今私有经济已不再是国有经济的补充，而成了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所占比例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私营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壮大了我市的整体经济实力，但另一方面私营经济固有的自私性也给国有经济的发展带了一定的冲击，一些私营实体为自身发展不惜损害国有经济，甚至采用行贿等犯罪手段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谋取私利；有些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自己开办私有经济实体，利用双重身份损公肥私，如此等等，从而成了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犯罪的直接诱因。同时，所有制的多元化，直接导致了分配制度的多元化。多元化的分配格局使得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尤其是私营经济的所有者。进而造成收入的不平衡。使得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工作人员产生了相对被剥夺感。为求得平衡，个别国家工作人员就会利用职务便利违法为自己谋取利益，从而引发职务犯罪。第二，政府干预过多。目前市场经济既是我国经济的主导样态，同时也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而市场经济要求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资金、产品的分配尽可能通过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来完成，同时意味着政府应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市场干预，尤其是对微观市场的干预。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用“寻租理论”解释腐败现象时指出的那样，“保持行政管制，使部分人能够凭借特殊权力取得租金，对于有这种机缘的人们是最为有利的，这较之通过剧烈的市场竞争增加利润要省力得多。如果这一切都清楚，根本的出路也就易于明确了。这就是解除对微观经济活动，包括厂商价格行为的行政管制，放开价格，健全市场，开展平等竞争——这正是我们深化改革的基本方向。”但现在的问题是，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上下之间条块分割尚未完全消除，我们的市场开放还不够。我们政府的职能还没有完全实现转变，按照“寻租理论”，这就为职务犯罪的滋生埋下隐患。第三，新旧体制间存在的冲突。改革中一部分制度得到更新，但这些更新的制度并非都能与其它制度协调运行，有时会产生摩擦和冲突。这时个别国家工作人员就有可能采用规避法律的手法，为自己谋取私利。第四，改革中出现的制度真空。革旧布新是改革的主要特征，但有时候，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旧的制度废除了，但新的制度却没有及时建立起来；或者虽然建立了但不够完善，存在诸多漏洞。这一方面会因为无章可循，使人无所适从，陷入失范境地，不经意间走上犯罪道路。同时，还有些人会故意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捞取好处，损害国家的利益。综上，职务犯罪的起伏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环境的复杂程度联系密切。变革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激烈碰撞，是刺激职务犯罪发生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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