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管理难到位。组织层面，不同类型的基层党组织教育管理的侧重点不同，使农民工党员受教育管理程度不平衡。如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其对党员员工的管理更注重企业化管理，在对党员的政治思想素质教育、民主管理等方面的力度上，相对要弱于农村及社区党组织。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农村党员不愿意把组织关系迁到企业党组织，因为农村党员享受的政治权利，比企业党员要多得多。此外，一些党组织习惯于管理组织关系在本单位的党员和本单位的外出党员，把对外来农民工党员管理作为份外事。由于输出地党组织已不可能管好管活每一个农民工党员，致使输出地和输入地两个党组织管理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管理措施很难落实。党员层面，有的外来、外出农民工党员认为外出只是为了赚钱，是暂时的，户籍关系在原地，最终归属在原地，组织关系也应该在原地。这种思想支配下的农民工党员往往游离于党组织之外。一些地点不固定的农民工党员长期不与党组织联系，成为“挂名”党员；部分农民工党员输出地党组织管不到，输入地党组织不好管，成为“两不管”党员；个别农民工党员想转组织关系，但居无定所很难落实，想参加组织生活无处去，想交党费无人收，想找组织谈心无人听，成为“自由”党员。
二是教育难见效。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党员绝大部分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少数农民工党员受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导致组织观念淡化 , 他们外出打工前不与党支部打招呼，外出期间不主动与组织联系，不汇报思想，不参加组织活动，不发挥作用，只是一门心思赚钱，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群众，使得对农民工党员的管理教育难度大。另一方面，一些党组织对农民工党员的管理教育工作重视不够，习惯于老办法、老思路，缺乏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不相适应”：一是教育要求的单一性与党员需求的多样性不相适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工党员流动范围的扩大、从事行业的增多再加上党员年龄、文化结构的不同，党员对教育需求也就各不一样，而一些党组织忽视了教育对象需求的差异性，没有从实际需要出发，在教育要求上过于强调一致性，不能做到因人施教、因材施教；二是教育内容的单一性与党员思想的多维性不相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策多元化、利益多样化，带来了党员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多元化，特别是农民工党员走南闯北，接受新鲜事物多，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转变较快，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单一思维转向多元化思维。而一些党组织在党员教育内容上却显得单一、空泛，不能贴近思想实际，解决深层观念的思想问题；三是党员教育形式的静态性和党员活动的动态性不相适应。农民工党员的流动性、分散性，使党员教育在人员、时间上都难以落实。在这种情况下，集中上课，统一培训党员的静态教育形式也越来越不相适应。
三是活动难开展。即使剔除“隐性”党员，党组织活动也很难覆盖到所有党员。党员参加组织活动与工作之间的矛盾较大。编在村级党组织里的农民工党员，参加村里组织的活动往往受到企业主的制约。有许多农民工党员在企业是生产骨干，有些甚至管着一个车间，管着一个部门，请假参加组织活动，势必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中的党员，参政议政的主动性也受到企业较大的制约和影响。在问卷调查中，对于“怎样处理工作和组织生活矛盾”的问题，答“在企业主的许可下参加党组织的活动”有231人，占调查人数的39.8%。外出党员参加本组织的活动更难，我市外出农民工党员的规模不是很大，但是短期外出的较多，流动性很大。体现在基层组织活动的开展上，到会率不高。有些党组织在一些长期外出的农民工党员的教育管理出现了一些盲点。此外，农民工党员的党费收缴也较难，大部分农民工党员是在返乡或出发前一次性交纳全年党费的或由其亲属代交，不愿交纳党费或不按要求交纳党费的农民工党员也占了相当一定的比例。由于农民工党员长期外出，个别党员输出地较远，甚至地址不详，加之部分农民工党员交纳党费的积极性不高，致使基层党组织收缴党费难度加大。
四是作用难发挥。农民工党员在外打工期间，个别人认为如果承认自己是党员，有可能多个“束缚”，不如不承认是党员；有的认为参加党组织生活会耽误自己的赚钱，而不愿意表露自己的党员身份；有的甚至见利忘义，出现了一些违法、违纪的现象，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此外，部分农民工党员由于长期在外打工挣钱，从不过问、不参与本单位事务，在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中先锋模范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长此下去，在群众中产生了“党员不党员，区别就在两元钱”的错觉，群众从党员身上看不到先进的一面，对基层党组织的信任度和满意率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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