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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母廿年 四个栋梁材
27年前，一个仅读过5年小学的农家女子，在丈夫英年早逝后，以难以置信的坚强毅力，用她柔弱的双肩，挑起沉重而艰难的家庭重担，铁心守寡20多年，养大了5个未成年的儿子，哺育出4个出类拔萃的大学生，其中一个赴美国留学，考上了博士，一个成为博士生导师、国家级审计师。除老三因故缀学居家务农经商外，四个大学毕业的儿子都走上了为国效力的工作岗位。这个使人刮目相看的农村妇女，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母亲，就是蜗居石门西北山区50年，如今已年届花甲的徐兰春大姐，熟悉她的年青人都亲切地称她为“徐妈妈”。
弱肩撑起一个破碎的家
徐兰春原本有一个虽然比较清贫但却温馨的家。19岁那年，文弱俊朗的青年教员陈加梦闯进她的寂寞青春，成为入赘徐家的上门女婿。虽然丈夫每月仅有20多元薪水补贴家用，但因徐兰春“手有一双，嘴有一张”，做事麻利爽快，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结婚第三年，生下大宝儿随母姓，起名徐连谟；隔两年又添了二宝儿，随父姓，取名陈秒谟。丈夫见妻子温柔体贴、贤慧能干，生了两个儿子后，还想再添一个女儿承欢膝下。那时计划生育政策尚未提倡、落实，妻随夫愿，不加节制，差不多每隔两年生下一胎，到第5年还是个男孩时，丈夫陈加梦满脸遗憾，很不情愿地“遇上红灯刹车”，做了绝育手术。5个梯子墩儿般的活泼孩子虽然增添了不少生活乐趣，但却给这个收入微薄的半边农户埋下了日后极端困难的危机。
天有不测风云，灾难不幸降临。在那个极“左”思潮泛滥，是非曲直难分的年月，性格耿直内向的丈夫陈加梦面对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日为教学操劳，夜为家庭费力，几乎心力交瘁，加上在单位受到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公正待遇，精神受到难以承受的挫折和刺激，引发脑神经疾病，住院治疗两年，欠下一屁股债务，再也没有走上教学讲台。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初，趁妻子徐兰春外出，哄走几个不懂事的孩子，他狠心悄然自绝于人世。这一年，大孩子不满10岁，小的不到3岁。突遇意想不到的家庭惨剧，33岁的徐兰春当时如五雷轰顶，肝胆俱裂，几次昏倒几次醒。在极度悲痛中料理了丈夫的后事，手拉着5个幼小的孩子，她又从丧夫的悲痛中顽强地站起来，用她柔弱的肩头撑起这个破碎的家，开始在茫茫苦海中挣扎、拼搏。
让儿去圆自己失去的梦
徐兰春1944年5月出生在石门县太平镇五里坪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生下地父母就用一块布包了3天没给奶吃，幸好命大没断气。父亲重男轻女，10岁时才让她发蒙读一年级。生了5个女儿两个儿子后，在她12岁时把她过接给了无儿无女的姑母和姑父。因为不是亲生的骨肉又是个丫头，一直受养父养母的虐待与岐视。晚上不准点煤油灯，上床睡觉不准穿衣；下雨上学给一把烂雨伞，风吹坏了还要挨打；一元多的钢笔一期只准用一支，丢了坏了也不给买。总认为丫头是赔钱货，考取了完小不让读。她死磨活缠读了3个多月20多里路的跑学，好不容易争到养父母同意上完小读寄宿的机会，遇上搞“三面红旗”大办农业、大炼钢铁，白天为修供销社搬砖搞基建，晚上打起火把为大跃进敲锣打鼓喊“吆吆喝”。别人考上初中高高兴兴地上学读书去，自己15岁就失学了。从此回家生产“一丢三尺深”，斗大的字认不到一箩筐，成为她的终生遗憾。为了圆自己失去的读书梦，她下定决心不让自己的孩子走自己的老路成为“睁眼瞎”。
丈夫去世后，徐兰春带着5个孩子艰难度日。她丈夫去世的那一年，正处于中国发生巨大转折的前夕，偏远闭塞的石门西北山区仍然沿袭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经济体制，农民还是“凭工分分粮食”，靠集体过日子。那时有劳力才有地位和收入。徐兰春孩子多，家务重，不论怎样拼命赶，底分总是上不去。甲等妇女劳力每天上工评8分，队里欺她幼儿寡母只给评6分。一年干出头，包括出肥加分总共不到3000分，每10分为一个工日，每个工日不到3毛钱，年终结算，除去分配的3成正粮，7成杂粮，还超支倒找队里180元。无论怎样节俭，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有人念她“儿多母苦”，劝她过接几个儿子给别人，可她咬紧牙关，断然回绝“猪养的猪爱，狗养的狗疼，日子过得还苦些，我决不把自己的孩子过接给别人。”母子同心，勤耕苦做。白天，母亲在生产队出工搞生产，两个大些的儿子上学读书；晚上，母子6人齐上阵，打的打火把，拿的拿电筒，在自留地里挖地翻田种饲料，养猪卖钱交学费。到1980年，5个儿子全上学，大的成绩优秀考上石门一中，小的也发蒙上了一年级，开支越来越大，日子越过越难。邻居亲友又劝徐兰春“只有挑起箩筐买谷的，哪有挑起箩筐买字的，哪么不叫大些儿子下学帮你搞生产，免得一个人在屋里为天难。”徐兰春再一次给这些“好心”人一个斩钉截铁帮硬：“养儿不读书，好比养个猪，不学知识没文化，哪么得翻身挖穷根？我再穷也要让孩子们把书读好。”就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在这种极端困境中，徐兰春省吃俭用，始终坚持一心供孩子们上学读书不动摇，直到4个儿子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她才在儿子的劝说下，找了个老伴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