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子之手 与你同行
——我伴丈夫走过艰辛考研路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我叫冯瑞华，今年38岁，是鼎城区雷公庙镇一位普通农民，虽然只有大专文化，但大家都常常开玩笑，说我是“硕士生导师”，培养了一个硕士生丈夫。我的丈夫谭国光，今年41岁，原是鼎城区雷公庙镇农民，没有上过大学，从24岁开始报考研究生，此后16年里考研13次，终于在40岁这年挤上了“考研末班车”，现在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读研究生。《中国青年》、《深圳青年》、《三湘都市报》、湖南卫视等媒体将这一全国罕见的农民考研典型作了祥实的报道。十六年风雨人生路，我与丈夫携手行，真是感慨万千。下面，我就向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汇报16年来我和丈夫走过的这段充满汗水和泪水的人生旅程。
我与丈夫原本相识于1984年秋天。当时，我们怀着各自的人生理想一起来到位于雷公庙镇境内的常德县农民中专求学，又恰好在一个班。虽然是学的农学专业知识，但我发现，有个叫谭国光的同学倒是有些与众不同，他会讲日语，并且还在暗自攻读大学历史专业课程！我很惊讶、很佩服，也很赞赏这个诚实好学却口齿木纳的人。出于感动，我还几次提出向他请教日语方面的知识。这就是我俩的初步交往。1985年夏天农校毕业后我们“哪里来回哪里去”，又各自回到老家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里”，此后天各一方，杳无音信。
1989年初，我与伙伴一起去母校拜望老师，从老师那里才听说我们的老同学谭国光毕业后日子过得非常艰苦，受聘在乡政府当助理秘书，每月只拿70—80元工资。为了读书求学，一直没有成家立业。一个二十老几的农村伢子，还在发什么报考研究生的“瘾”。在好奇心和一种朦朦胧胧的感情驱使下，我决定去看望他。想不到这一次简单的老同学相会，成就了我俩的初恋。谭国光向我倾诉了他考研的想法和生活的苦衷。作为他的老同学和恋人，我在为他的执着与痴迷精神所感动，并决定要嫁给他，与他一起承担生活的艰辛。当年国庆节，凑了几百元钱，我们办了个十分简朴的婚礼，双方几乎没请什么客，没买什么东西，就我添了一套红秋衫，他买了一件价值7元的衬衣。婚后，他继续在乡里边工作边“考研”，我就独自住在他破旧的老屋里插几亩薄田，为他提供衣食保障。可以说，那是我们一段最幸福又是最艰辛的日子。周末回家，我经常叮嘱他，“考研”要加劲，工作也要干好。他理解妻子的深情和期望，笨拙的嘴有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就只能利用有限的闲暇多做家务、多干农活来关心、报答我。我们就这样相互鼓励、支持、帮助，共同创建我们清贫的家园。有时，晚上10点多钟，小俩口还借助月光打着手电筒在山坡地里栽油菜、在水旱不保的山土旁 田里抢收晚稻。后来，我们的孩子出生，负担更重了，家务更多了，我一个人身单力薄应付不了。国光就只好辞了乡里的工作，回家与我一同操持家务，种田、承包鱼池、栽种桔园。但我们那个贫瘠的山村水旱不保，收成很低，单靠勤劳苦做还是难以养家糊口，何况还要为他抽出一点钱来买书籍资料。1994年初，我就与丈夫商量，决定发挥我的专长，在镇上办起了全镇第一家私立幼儿园，才基本上有了一点经济收入，为丈夫圆他的“考研梦”提供了更好的经济支持。
我丈夫是位本份的农民，比农民还农民，说起来根本与“考研”无缘。从1988年首次报考研究生，到1999年快过36岁生日的时候，掐指一算，他已整整考了十年！却总因这样或那样的偏差而与录取通知失之交臂。本来，经济拮据、家庭困难，而又老大不小的他自觉在社会上地位卑微，在家中能耐有限，就只能认定“考研”这条“死理”。而眼前，他有一种大势已去、好似走到悬崖绝壁的感觉，甚至天天都在做恶梦。作为妻子，在他考研的10多年里我不知道背着他流下了多少泪水，也不知多少次做过他的转化工作，让他从消沉中振奋起来，从失败中站立起来。丈夫坚定不移求学的信念，也培养了我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我暗暗发誓，这辈子我都要无怨无悔支持丈夫的事业，克服万难帮助他成就理想。
1995年元月16日，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对我来说十分委屈和蒙羞的日子。我一大早就送他赶到市里的“考研”考场后，就顺便从市里带了一批年画、对联、历书等过年用品赶回乡墟场摆了个小地摊。谁知没开张就遭遇了一场浩劫；一群管市场的人涌过来叫我拿出营业手续来，我是临时起意赚点小钱，根本也不知道该办什么手续才能赶集卖东西。于是，价值600多元的东西在你拉我扯中被全部没收卷走，没赚一分还亏得我血本无归，无法向国光交待！这是我们家一笔最大的现款呀！为了不影响丈夫的情绪，我只能默默忍受，并在心中暗自发誓：一定要把这笔巨大的损失弥补回来，还要多赚几个，为了家庭，为了国光。以后，每年的春节前，我都会在国光“考研”的日子里独自一人骑自行车驮着一些年画、对联等年货到处买，从远处的临澧珠日、庵嗣、柏枝等乡镇到本地附近的石板滩、蔡家岗等墟场，一次又一次忍饥挨饿，不分昼夜地赚回一些小孩的学费和丈夫的书本费以及一些油盐柴米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