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存在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盲目攀比，不比工作比待遇，不比奉献比索取，越比越觉得自己吃了大亏，也有的人因此而腐化堕落下去。例如：原首钢北钢总公司总经理助理杨立宇，原本聪明能干，从一个普通技术人员，成长为有7万多职工的企业总经理助理，当年才33岁。当他去发达地区和国外转了一圈回来后，思想就产生了巨大变化，开始不择手段地索取。最终因为伙同他人索贿150万元、个人受贿32万多元而被判处死缓。他在监狱里反思说：“因为我经常出国，去南方，原来我以为我挣的钱不少，可到那儿一看，还不够人家一顿饭钱。于是……”由此可见，一个党员干部如果摆不正奉献与索取的关系，不仅会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最后也将毁掉自己。
5、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权利”与前面讲的“权力”不同，并不是指支配力量的那个“权力”，而是指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这个“权利”。
应当说，党员干部不仅掌有人民赋予的权力，同时也享有一般公民所应当享有的权利。但权利是相对于义务而言的，当你享有某种权利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普通公民如此，党员干部就更应当正确处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在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变得空前复杂，人们头脑中的利益观也相应地复杂化了。利益是人们行为的原动力，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带有一定的道德因素，体现出一定的利益取向。在一般情况下，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普通生产者、交换者的基本道德意识是平等交换、互惠互利。他们按照“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的逻辑去考虑生产经营，是合情合理的，在守法的前提下，也是允许的。但是，作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则不能仅仅以此作尺度，必须要有更高的标准。一定要把权力当作责任来看待，把履行职责和义务放在首位，讲付出、讲奉献。切不可把履行义务看作无足轻重，而斤斤计较个人利益。
当前，经济活动和人的思想都比过去要活跃得多，党员干部如果不能谨慎从事，犯错误的机会也就相对比较多。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在经济活动中跌了跤，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人追求成名、进步、富裕，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本无可厚非，但是追求这些靠什么？是靠诚实劳动、努力工作，还是靠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甚至巧取豪夺呢？说起来，谁都明白应当是前者，可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就是做不到。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决不能见利忘义，这个义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的人心存侥幸，私欲膨胀，伸出了贪婪的手，结果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在党纪国法这条高压线前，碰得头破血流。前不久，本市查处的蔡季良贪污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蔡季良是原*京澳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正局级），任职期间，由于滥用权力、盲目决策、盲目投资，给国家造成一个多亿港币的巨大损失，他自己也从中渔利83多万元。最近，蔡季良已被一审判处死刑。
6、先富与后富的关系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党的既定政策。有的党员干部可能会说，那我就先来充当这“一部分人”岂不挺好吗？说这种话的人倘不是糊涂，就一定是忘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格。想想看，古人尚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说法，何况一个党员干部呢？如果连这样的思想境界都没有，实在可悲，被人民所抛弃也是迟早的事。
我们强调正确对待和处理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并不是要阻止党员干部走致富的路。我们之所以要致力于改革开放，其目的不就是要让国家强盛起来、人民富裕起来吗？对于国家来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对于包括党员干部在内的个人来说，贫穷也决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作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和人民公仆的党员干部，则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前面，想方设法支持和帮助群众富起来，而后才是自己通过正当的途径迈上富裕之路。决不能只考虑自己如何致富而置群众的安危冷暖于不顾，更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也许有的党员干部会说，我带头致富难道也是错的吗？对此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关键要看你怎么“带头”。有的人为了帮助群众脱贫致富不遗余力，处处走在前面，群众富裕了自己也富裕了，这样的带头值得提倡。因为我们共产党员、党的干部也不是苦行僧！我们所反对的是那些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把群众的冷暖疾苦放在脑后，甚至不惜凭借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以致穷了百姓富了他自己，却美其名曰“带头致富”，这种“穷庙富方丈”的现象我们已经见得不少了，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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