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那个年代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许多青年正是在读了巴老的这部小说之后，才毅然走出封建家庭的桎梏，走上革命的道路，从某种角度讲这是文学的光荣。”在10月15日上海举行的“纪念《家》出版7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作家赵长天谈及《家》产生的重要社会影响的同时，直言当代文学的局限:近年来，文学找到了自己，成为表达内心情感的渠道，但很多作家的作品越来越倾向于私密化，成为圈子文化的一部分，日益脱离社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巴老在写作中，总是反复强调要用文字来关注社会的发展、中国人的发展和生存状况，也正因为此，他生前总是淡化自己的作家身份，一再强调“我不是一个作家”。
赵长天在发言中指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太注重文学的社会性，这是不正常的，但完全抛弃文学的这一重要功能也是非常遗憾的。“现在文学渐渐变成小圈子的事情，很多作家对于文学手法、技巧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最后变成‘雕虫小技’。而另一方面，畅销书没有了文学上的价值，仅供消遣，文学刊物的发行量少得可怜，文学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弱，我们应当反思。”上海市作协主席、作家王安忆等与会作家也表示，与巴老作品的巨大影响力相比，当代文学作品太局限于个人感受，一些作家责任意识缺失，使文学在当下得不到社会的共鸣。
《家》完稿于1931年，在上海《时报》上连载一年，当时的题目是《激流》。1933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改名为《家》。从此，《家》风靡全国，成为“新文学第一畅销书”。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室主任王海波介绍，该社从1953年7月15日开始出版《家》单行本，每年不间断地重印，并收入各种丛书当中。截至今年9月22日，人文社版《家》累计印刷90次，共437万册，仅次于该社出版的《红楼梦》。75年来，各地与各种语言版本的《家》更是难以计数。
在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看来，这些数字远不能概括《家》所能承载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家》的出版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他表示:新文学诞生之后，其实是小众的，即使鲁迅的作品也只是少数人在阅读，当时受广大读者欢迎的还是鸳鸯蝴蝶派的通俗小说，而巴金的《家》，最先在当时的通俗小报上连载，此后它还通过其他媒体比如电影、电视、舞台剧发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可以说《家》是被舞台搬演、拍摄、重拍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毫无疑问，在使文学从小众读物走向大众传播这一点上，巴金先生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文学的传播方式角度来研究《家》，在今天非常有必要，而我们的文学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