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我状态：蒙昧、沉默，在逆来顺受中沉默，在沉默中消亡。
另一方面，“我”体现了与强烈的悲剧感相伴随的自我反观与自我否定， 体现了创作主体的“悲观主义”的意识。“我”面对祥林嫂的询问，欲言又止，启蒙话语力量在这里显露出了犹疑困窘和空洞苍白。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者面对大众的信仰诉求时，却失语了，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我”与蒙昧的祥林嫂难以对话沟通，对其困境无能为力。鲁迅对启蒙的困窘和现代启蒙者对自己操作掌握的话语力量开始深沉地反思。因而，就出现了一些专家所分析的鲁迅启蒙主义小说中的双声复调意义结构。对启蒙话语的言说和对启蒙话语的拷问，这两种声音始终在对话，而且从《呐喊》到《彷徨》，言说日益微弱，拷问日益严厉。启蒙注意力明显从注重揭示下层社会病苦转移到剖析启蒙主体自身的精神弱点上来。鲁迅不仅同情弱者个体命运的不幸，更是忧愤他们对自己生存状态的麻木不 。鲁迅寄希望于通过呐喊唤醒民众，使他们明白自身的顽疾，从而得到疗救，进而奋起抗争，自我拯救。然而几千年的顽疾沉疴积重难返，要救治谈何容易。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与蒙昧麻木的被启蒙者之间的无法沟通，使鲁迅痛苦地感到思想启蒙在根深蒂固的传统面前的无力。虽然鲁迅感到了启蒙的艰难和精神的孤独，但他仍在反抗着绝望：“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鲁迅全集》卷11，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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