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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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散文领域的这场斗争，李素伯还站到更高的社会历史角度分析。他认为周作人等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与政治黑暗有直接关系。他说：“周作人的风度是最近于晋人的”，因为世事轮回，“历史往往会重演的。”这虽是一种思想的倒流，但也是世态略同的结果。这就明确地在国民党政府和腐败黑暗的晋朝之间划了等号。接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昔人以晋人之亡归罪王衍清谈，倘我们以为今日国事之危，不由于将军之不抵抗，要人之拜菩萨，而由于学者之提倡幽默，文人之讲究趣味，也未免倒因为果”了。多么简洁明了，何等痛快淋漓。从文坛看政坛，首先应批评社会政治的反动，这才是持平之论。当然，李素伯在这里也并非故意为文学界逆流开脱其应负的责任。文学和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且相互作用。倘若是面对黑暗的政治统治，文学的责任就是撕破这面遮天蔽日的政治旗帜，让人们重见光明。假如不是这样，而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则当和黑暗政治一样，予以声讨。纵观李素伯的文章，他正是这样做的，双箭齐发，各中一的，其战果也是双倍的。

三

“小品文是以表现生活抒写情调为本职的”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科学命题，在“左”的思潮泛滥的年代里，曾被片面地加以解释和发挥。有人认为，文学的使命仅限于描摹生活的图景，再现客观事物。如谁强调文学应表现作者的情志，抒发作者的爱憎，就会被看作倡导唯心主义文艺观。这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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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在30年代曾泛滥过。有些人（第三种人）宣扬客观主义的“镜子论”；有些人认为文艺是政治的“留声机器”；甚至左联的一些同志也一概排斥文学的主面感情因素，认为这是小布尔乔亚的不健康思想的反映；还有些人则以小品文是“个人主义的”、是“自我表现”为理由而要“扬弃”之等等。这些用旧唯物主义来解释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观点是非常有害且有悖于事实的。李素伯论证道：“文学是不能离开人生而存在的，文学作家离了生活，也便没有真实动人的作品” 。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李素伯认为：“正如一切的文艺作品一样，自我表现为作品的生命，作者人性、人格的表现，尤为小品文的必要条件” www.xuexue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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