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领导干部的作风有三个层次的要求：第一，起码是守法公民，最好是优秀公民。具有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第二，起码是合格党员和公务员，最好是比较优秀的党员和公务员。尽职尽责，对社会、对人民有所贡献。第三，是合格的领导干部。自觉以“八个方面的优良作风”要求自己。只有是一个好公民才有资格当一个党员和公务员，只有是一个好党员和公务员才有资格当一个领导干部。只有是一个好的一般领导干部才有资格当党工委班子成员。绝不能把一个领导干部等同于一般党员、公务员，绝不能把一个党员、公务员等同于普通公民。
领导干部的作风有共性的要求也有特性的要求。从全人类共性的要求讲，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都要遵循。如热爱生活、珍惜生命、文明礼貌、遵守时间、勤奋学习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政党的领导干部都要求做到。从特性的要求讲，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还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做到“四个坚定不移”，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领导干部的作风共性的要求和特性的要求都重要，不可偏废。共产党领导干部的作风应该比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好，应该不比资产阶级的领导干部差。
领导干部的作风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的时代要求不一样。战争年代的要求是不怕牺牲，在国民党监狱里要求是不叛变。和平年代要求廉洁奉公。五十年代的贪污标准是几十元人民币。“１９６３年４月４日，中共保定地委就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向省委报告，披露１９８００多名干部（占干部总数的８.３％），挪借公款１３０万元，人均６６元；１１３００多名干部贪污款项４３。４万元，人均贪污３８元。据有关资料查阅，１９６３年全部职工的年均工资为５７６元，月均工资４８元，所以无论是６６元还是３８元，数额都不是很大的，所以谈不上是严重腐败。”（《赶考》，孙金全著，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１２３页）。文革时期把是非搞乱了，好作风坏作风分不清了。现在，我们的作风标准非常明确，就是“八个方面的良好作风。我们不必一成不变的用战争年代、五十年代的作风要求领导干部，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能丢；要真正做到新时期“八个方面的良好作风”，并不比在战争年代、五十年代要求做到的作风要求标准低，并不容易。
现在讲作风，很多人都在心里暗暗好笑。因为人们看到不少的人，今天在台上讲作风，明天在监狱里写忏悔书，其写的忏悔书的水平与在台上讲作风的讲稿水平一样高、一样感动人、教育人。这样的人虽然比例很小且比例在不断减小，但影响很大，影响很坏，这就是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我们不能因为讲作风很多人都在心里暗暗好笑，就不讲；也不能因为天天讲都见效不明现，就不讲。这反而说明，是长期以来讲得不够，才到了这种地步；这反而说明要经常讲，反复讲，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再坚持十几年、几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情况一定会不断的好转。
关于作风建设，很多领导人都有精辟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把党的作风建设比作“进京赶考”，要求全党坚持“两个务必”，“不当李自成”。他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党的作风建设问题, 曾多次痛切批评“党不管党”的问题，言犹在耳，不可忘记。他指出，“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特别强调“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江泽民强调：“我们必须继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胡锦涛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这些发人深省的重要结论，言简意骇的谆谆告诫，使我们从中感悟到它所蕴含的“历史厚重感、政治责任感和振兴中华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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