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来讲，大中城市的产业与农村非农产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构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商业和居民生活服务业，因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要有。但是，大国的大中城市产业与农村非农产业应当更多地表现出异构性。它们的基本差异应该是，与“三农”直接有关的非农产业尽可能地设置于农村。这样安排的好处是：第一，更准确、更快捷、更有效地为农服务。第二，节省农户的运输成本和各项交易费用。第三，节约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本，增强其对环境的适应性。一个非农产业设置于大中城市或农村，虽然都能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但对实现转移的当事人来讲，其转移成本大相径庭。农业剩余劳动力到当地非农产业就业与到遥远的大中城市相比，最主要的好处是省下巨额的购房支出，又避免了原有住房的闲置和浪费，转业者还可以照顾家庭和监护子女；同时，由于环境熟悉，社会网络资源可以沿用，从而大大地降低转业者的心理成本，避免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第四，将大量的有关产业从大中城市下移到农村，最根本的历史性的意义是，促进传统农业和传统农村社会的改造，加速农业工业化、农村现代化，缩短城乡差距。
据经验观察，中国大中城市的产业与县域非农产业的分工布局不合理是肯定的，其表现为二者的相似系数过高。早在上个世纪年代，有人曾做过此类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城市相应部门产值结构的相似系数达；农村工业内部个行业的产值结构与全国工业个行业产值结构的相似系数也达到，其中，重工业个行业、轻工业个行业的相似系数分别为和．（蔡昉，）。十几年前的数据虽然不完全可靠，但近十几年来，从理论到实践，都没有人提出和致力于解决大中城市与县域非农产业同构的问题，因此，可以认为，其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执行新型工业化战略的过程中，可以将大中城市的一些与“三农”关系密切的产业下移到县域，从宏观上加强县域经济发展，这样做，社会效益和国民经济总体效益可能会更好。从加速县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存量空间布局的刚性特征考虑，县域内现存的一些与“三农”关联性不强的非农产业，可以在原地不动，并保持常规性发展。
由此看来，大中城市与县域非农产业分工与重组的余地在于：就增量来讲，凡是与“农”关系密切的产业或可城可乡的产业，一律设置于县域；就存量部分来讲，按照前述原则，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促进大中城市中的与“三农”关联性强的产业逐步向县域转移。
四、相关政策建议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所有者将自己的资本投向哪里，是一个市场机制导向下的自主决策的过程。如何保證资本所有者将资本投向县域？在这里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基本的，但政府的政策导向也是非常重要的。
市场机制引导资源流入县域的理论依据是大中城市作为发展极的扩散效应。具体来说，大中城市吸收资源达到一定的限度后，就会出现拥挤现象，表现出投资空间变小，地价、房价上涨，就业竞争加剧和劳动力、人才就业困难等。这些因素集中地表现为大中城市中新资本进入的门槛增高、生产经营的成本上升和利润率下降。而那些与“三农”关系密切的项目投资于县域，靠近农业和农民，可以更好地为“三农”服务，刺激农民更大的需求，节省各项交易成本。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在县域农村小城镇，地价、房价和劳动力价格低廉，可以大大降低投资者和生产经营者的成本。随着小城镇人居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各类人才也会自动流向小城镇。
在推行上述新的工业化战略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导向是很重要的。这类政策包括：第一，国家制定新的产业政策。新的产业政策应明确反映强化县域经济的内容，指明哪些产业应设置于县域。第二，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大部分投入县域，主要用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用事业的发展，加速改善县域内的生产经营条件和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第三，对于那些重点产业和项目，以政府财政的先行初始投资引导民间投资。第四，以政府财政贴息政策促进金融行业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第五，政府以许可政策和批地政策，控制大中城市的平面扩张，限制一些与农业关联性强的项目进入大中城市。第六，给进入县域的中外资本和各类人才提供税收、批地等方面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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