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走出“二元经济”困境的道路：工业化重心下移
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小国的工业化具有不同的发展规律，因此，各国应当推行不同的工业化战略。一个国土面积狭小的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之初，只要集中有限的资源，重点发展若干个城市，通过城市的辐射作用或扩散效应，就能带动经济全局。大国则不然。发展中的大国地域辽阔，幅员广大，历史形成的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密度小，地域分布不均匀，单个城市辐射半径过长，辐射效应递减。因此，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启动后，依靠政府的力量动员资源，集中发展大中城市，这样做有可能丢掉外围广大的农村地区，形成大面积的盲区，使大中城市的辐射作用达不到的广大盲区的经济、社会长期保持传统状态。更有甚者，在城市发展极回波效应作用下，外围农村的经济、社会还可能进一步衰落。对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大国的教训，中国应当记取。这些国家的“三农”至今还没有走出困境的迹象，它们的城乡二元结构似乎被固化。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如果继续沿袭大中城市重心化的工业化战略，长期将资源和产业高度集中于大中城市，城乡二元结构的刚性可能难以打破。笔者认为，解决中国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或“三农”问题，必须从调整工业化战略入手，使资源的空间配置、产业的空间布局、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发生一场伤筋动骨的改变。为此，笔者提出一个大胆的观点：“工业化重心下移论”。这一命题的基本含义是：中国在保持大中城市常规发展的同时，尽可能地将资源和有关产业下移到县域，通过加速县域经济的发展来促进“三农”的发展。可想而知，如果推行这一新战略，其结果可能是：大中城市的增长速度放慢，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加速，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在县域消化，城乡差距逐步趋于缩小。
工业化重心下移到县域，还包括如下的含义和内容：第一，资源和有关产业从大中城市下移到县域，不是反工业化和反城市化，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途径和方式的改变。第二，资源和有关产业从大中城市下移到县域必须从“增量”起步，存量的调整则是一个政府影响下的、渐进式的市场化调整过程。第三，下移到县域的资源主要投入以下方面：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加快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条件，引导民间资本的投资，吸引、挽留各类人才。二是加快传统农业改造。中国传统农业的改造包括农业中使用的物质要素的改进（增加现代要素的使用量并提高其使用效率）、农民生产经营能力的提高和农业制度的创新。三是围绕“三农”问题大力发展县域非农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为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居民提供良好的社会化服务，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实现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承接和吸纳。第四，考虑到资源和有关产业的空间集聚效应，非农产业必须集中于小城镇。
三、县域非农产业的发展模式与产业空间重组
中国所面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是：在保持大中城市工业常规发展的同时，大力促进“三农”迅速走出传统状态，提高其现代化水平，加速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中国的县域经济问题虽然不限于“三农”问题，但“三农”问题在县域。可以说，在现阶段，中国的县域经济问题基本上或主要是“三农”问题。因此，笔者提出一个县域非农产业设置的基本原则：主要围绕“三农”来安排非农产业。县域非农产业的设置，具体地讲，还要考虑产业的市场定位、资源的强制定位、交易费用的节省和高效服务的供给等原则。
从以上原则出发，县域非农产业主要包括以下一些类别：第一类，当地农、牧、林、渔等第一产业的派生产业，即第一产业链条的延长部分，例如，农产品加工、检疫、包装、贮藏、运销等。第二类，农业现代生产要素的供给产业。这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农机等的生产，土地的开发、整治和地产经营，农业各类人才和现代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农业科技的研究、开发、推广，农业生产经营的支持系统，例如金融、保险、信息、法律等服务业。第三类，以市场定位的为县域城乡居民生活服务的商业和各种服务业。第四类，以资源强制定位的采掘业、建材业、能源工业等。第五类，以运输成本定位的有关产业。例如，初级产品经加工后大幅度减重的产业就应设置在县域，木材加工就属于这一类。以上五类产业构成了县域非农产业的主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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