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五年审判法庭、人民法庭装备情况。我院现有人民法庭两个，办公用房均已不适应当前审判工作需要，各庭仅装备1台微机，未与院部联网，两个法庭所使用的两辆吉普车均属需报废车辆，无法正常使用。20**年10月我院新建审判综合楼一栋，现已正式投入使用，这极大地改变了我院原来落后拥挤的办公用房。但因资金紧张，各项配套设施无法购置，如法庭音像设施、安检设施、证据展示仪、公共信息查阅触模屏等均无力购置，法台、法椅等也是使用旧的。我院共有干警81名，已购置微机23台，每个部门仅配备了一台，按人手一台的要求，差距还很大。我院现有大小车辆7部（含两个法庭已要报废的吉普车），除二部车况较好外，其余车况均很差。三、审判执行工作的基本情况及分析
1999年至20**年，全院共审结各类诉讼案件4366件，执结执行案件2629件，执结标的2302.62万元。
人均工效：按审判业务执行部门助审员以上共29人计，人均工效为48.24件/人/年。
案件质量：5年共上诉320件，上诉件数逐年下降，20**年上诉件为1999件上诉件的49.3%；上诉320件中已结278件，其中改判61件，20**年改判数为1999年的30%；5年里再审案件15件，改判3件。
民商事案件调撤率：5年里共审结各类民商事案件3450件，调解结案840件，撤诉结案1044件，调撤率为54.6%。
案件繁易分流情况：5年里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诉讼案件2253件，占结案数的51.6%；5年里无超审限个案。
人民法庭的办案情况：5年里，两个人民法庭共审、执结各类案件2167件和839件，审、执结案件数分别占全院的49.63%和31.91%。
以上数据表明，一是我院的审判质量与效率逐年提高，发回重审和重大改判的案件有了较大幅度的降低，审限意识和效率意识强，适用简易程序快审快结的比例有较大的提升；二是审判工作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得到了较好的统一，通过加强庭前和诉中调解等工作，各类民商事纠纷和解息诉的比重有较大提高；三是人均工效低的主要原因是收案少，但与此同时也反映了审判执行业务一线人员比重过低的现象；四是人民法庭人员工作量较大；五是部份案件还存在着程序、实体和审理流程操作上的具体问题，个别案件的质量问题还比较严重，如何进一步提高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审判质量，确保司法公正还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审判工作的着眼点和要害点。
四、基层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的建议
尽管我院的基层建设工作在近年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但还是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和不足，基层建设还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与障碍。在此，我们对调研活动中收集到的在基层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情况加以归纳，并着重对以下四个问题进行分析和尝试提出一些解决的思路和办法。
（一）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的法官职业化问题
对于基层而且属于贫困地区的我院来说，由于法律人才引进的困难和司法理念与发达地区法院的差距等问题，法官职业化建设有着更大的困难与阻力。主要有：
一是院领导班子的配备无自主或建议权。法院领导班子的建设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首要环节。要配齐配强领导班子，必须做到班子成员呈梯队式年龄结构，做到从优秀法官中提拔班子成员。但从我院的情况来看，在院领导班子的配备上存在年龄与知识结构不合理，成员并非来源优秀法官的三个主要问题。年龄结构方面，党组成员平均年龄为45.83岁，未形成45岁左右、40岁左右、35岁左右的年龄结构；学历情况是本科1人，大学普通班1人，专科4人，本科在读4人，专项培训2人；来源方面，6名党组成员中从外单位派入的3人，占50%。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法院在班子成员的配备问题上无自主权，甚至无建议权。我们认为，法院是业务机关，班子成员应当是内行领导，班子成员应当从本院的优秀的法官中提拔或由上级法院选派。
二是法官的工资、审判津贴以及保险和福利待遇等物质保障难以实现，有关政治、经济待遇都未体现从优，法官的职业优越感无法树立，从而影响了法官的职业精神的顺利养成，使法官职业化的思想基础有失牢固。
三是法官的专业成份杂而且低，《法官法》提出了法官必须具备法律本科水平要求后，由于收入和法院经费的严重不足，提高学历无资金支持，也对职业化建设形成了阻力。从我院的有关情况来看，我院法官队伍的主体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法院人员的来源主要有四种：一是从党政机关中调进，二是从复员转业军人中安排，三是从企事业单位中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人员中选拔，四是从社会待业青年中招考。这批人员经过短时间的培训后就走上了审判岗位，边干边学。长期的审判实践，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逐渐成为法院各项工作的骨干，其中许多已经成为院、庭领导，目前我院的院、庭领导中大部分是这些同志担任。当前，法院工作人员进出渠道不畅，符合条件的进不来，由于种种原因，进来了也留不住。如我院92年曾分来2个科班出身的法律本科生，但由于待遇、工作条件等原因，分别于93年调到公安1人，95年辞职当律师1人。现在，全院无一名第一学历为法律或法学本科的法官。如我院，自1999年以来欠发干警每人每月地区津贴和考勤奖255元。巨大的收益差别，促使法学院的新老毕业生一般都更趋向于向收入相对更高、职业前途相对说来更为广阔的大中城市、地区和行业流动。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法院丧失了任何优势，不仅无法吸引新的法学院毕业生进入，而且，如果没有其它原因，甚至无法留住已经进入法院的法学院毕业生。面对这样两种选择，很自然，法学院毕业生会选择留在升迁更有望的首都、省会城市乃至地市所在地；或者在同样的条件下，选择那些经济更为发达地区的基层法院，而不会选择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法院。按照法官应当是个法律家、先知和哲人的理想目标的要求，在向法官进行经济、金融、管理和科技等专业知识的培训时，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法院更难以开展。这样贫困地区基层法院法官与发达地区法院法官的能力会形成一个新的“剪刀差”。四是确定法官员额比例、配备法官助理等工作，涉及审判机制和管理体制中深层次问题的重大改革，也对于现在法官群体有很大的冲击。这对于法官来源杂、论资排辈情况较严重的基层法院来说，由于对院、庭长执业素质的强调，将会给职业化的深入进行带来更大的阻力。如法官定额的确定。这个问题要综合考虑辖区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法院年平均受理案件数量和法官办案效率等因素。同时要根据法院承担审判任务的情况，合理确定法官定额。通常，某一地域内的人口结构虽然变化较大，但人口总数大致是一个常量，人口数量基本决定了成讼案件的规模，从我院近年来的收案情况来看，该院的案件常量大概在1500件。全县人口为48万，人口与一线法官比约1.5万比1，法官年均结案约为45件。目前的一般意见认为，我国的法官员额比例可以选择在四万分之一的比例上。如此计算，我院的法官员额约为11名。从我县受案案件常量来计算，定额后每名法官的年办案数约为140件。这个办案数可能并不高。但是，根据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法院内部设有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等审判职务与行政职务相合一的管理者。在我院，这些人员的总数已达36人，已经超过了实行法官员额制度后所需要的法官人数。为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改变法院的组织结构，精简法院院长、庭长的设置，取消副院长、副庭长。按照这种思路，全院的院、庭长职数将是10个，基本达到上述比例的要求。但由此却可能引发一些问题：其一，院长、庭长们因内部行政事务缠事，难于主持审判，诉讼效率得不到保证；其二，院长、庭长被任命为法官后，将占满法官员额，原未任庭长的全部专业审判人员将不能成为法官。要解决这些问题，其一，可以把业务庭的行政事务全部抽出归由专门职能部门处理。其二，或对审判队伍进行重新评价，重新选任各业务庭庭长；或精简业务部门；或不再以审判专业设庭。然而，这些解决措施却与现行法律和法院队伍管理模式存在相当大的冲突，还需要有相关的立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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