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政策指导功能。这是韩国政府根据国家整体发展目标和总体发展战略，相应地采取指导社会经济运行的各种经济和行政性措施，即国内通常说的“政策杠杆”。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韩国政府较成功地运用了各种“政策杠杆”，有效地指导了韩国经济的快速运转，体现了政策配套、相辅相成，奖励为主、强化制激、政策行为计划规范等比较突出的特点。
其三，经济调节功能。这主要指政府直接“插手”某些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也是韩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一大特征。在韩国，政府直接“插手”经济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国营企业发展那些公益性或公用性而盈利小甚至亏损的产业或产品；二是参与甚至垄断某些关系国计民生和物价稳定的产品贸易(尤其是进出口贸易)。
为克服金融危机，韩国政府在整顿国内金融机构方面，强力要求企业与金融机构吞下改革的药方，尤其是切断作为韩国经济主要支柱的大企业集团与银行之间的不正当往来。 同时在改革企业运作模式方面，韩国政府要求大企业集团放弃不具有竞争力的芜杂业务，专注核心产业，并要求企业引进外部独立董事，强化公司治理机制。实在不具竞争力的企业和银行，政府则放手让他们倒闭。对此，20**年5月底金大中在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说：“要度过危机，就必须接受改革带来的痛苦，直到结构性的变革完成为止”。在改革过程中，韩国政府打破了过去完全由大企业集团主导经济的局面，中小企业的活力被释放出来。从1998年以来，韩国新创中小企业达11000多家。
其四，法律规范功能。政府功能通过法律规范而实现，这是韩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和政府指导性功能的又一显著特点。无论战略导向、政策指导和经济调节，还是科技推动和文化促进，政府一般都要立法，通过法律行为而加以实施。所以，韩国的经济法规比较健全，而且规范配套，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法规体系。
其五，科教推动功能。韩国是一个资源贫乏、市场相对狭小的国家。为了在世界经济竞争中获胜，必须提高科技水平。因而韩国把发展科技作为一项重要国策。20世纪60年代是经济起飞的准备阶段，其科技重点是引进劳动密集型、技术要求比较简单的组装技术；70年代重点引进改良性技术， 以推动当代工业的发展；83年代提出“科技兴立国” 口号，重点研究高新科技，发展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从而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全方位化和高层次化，以及贸易结构的高附加值化和多边化。为了保证科技的迅速发展，韩国先后制定了《科学技术振兴法》、《技术开发投资促进法》等一系列法规，并不断增加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的投入。从20世纪83年代以来，科技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步提高。1983年仅占0．16％，1991年达到3％(50亿美元)，，1996年又增至4％(150亿美元)，2000年则达到了5％(500亿美元)。相比之下，我国目前仅为l％。
发展科技和经济需要人才，而人才要通过教育来培养。因而大力发展教育成为韩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从60年代起，韩国制定了《教育临时特别法》、《国民教育宪章》、《产业教育振兴法》等一系列法规，不断增拨教育经费。1990年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重已达到22．3％，仅次于国防支出。此外，韩国不断调整教育结构。除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初级教育、中等教育和特殊教育外，还特别重视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仅仅4700万人口的韩国目前有各种大学200多所，70％的适龄青年上大学。去年高校拟招生人数已超过高中毕业生人数，基本上实现了全部高中生上大学。目前韩国是世界上人均博士最多的国家。
其六，文化促进功能。韩国政府重视文化建设，既强调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又采取了“扬东纳西”的文化方针。1993年2月金泳三就任总统，称自己领导的政府为“文民政府”，制定了新的文化政策，即“文民政府的文化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素质，强化民族精神。韩国政府明确规定，要根据“弥益人间”的精神，协助所有的人完善其个人品德，培养其独立生活能力，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取得参加建设民主国家和促进人类繁荣活动的资格。另外，韩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始终注意培养民众的创业意识、忧患意识，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并积极推动企业建设富有各自特色的企业文化，塑造企业精神。凡此种种，都极大地促进了韩国经济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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