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看，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于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粮食增产难、农民增收难和城乡差距拉大、地区差距扩大等问题，依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对年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难度，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从基数看，在粮食产量提高较多的基础上，实现粮食再增产的困难增加。从历史看，粮食大幅度增产后的第二年继续大幅增产的几率很小，农民大幅度增收后的第二年继续高速增收的也不多。从条件看，耕地面积扩大的潜力有限，粮食播种面积增加的潜力有限，单产提高的潜力也有限。从领导看，在粮食丰产、农民增收以后，容易出现盲目乐观、忽视农业的倾向。另外，气候条件和市场粮价、农资价格走势等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对当前农业的生产能力、农民的富裕程度、农村的发展水平，一定要有客观的评价。只有把问题看得深一些，把困难估计得足一些，把对策想得周全一些，才能始终把握“三农”工作的主动权。在既有很多有利条件，又面临不少困难的形势下，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加强“三农”的决心不能动摇，扶持“三农”的力度不能减弱，强化“三农”的工作不能松懈。要下更大的力气，用更多的精力，更加扎实地做好工作，不断探索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新途径，不断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
年，是“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是谋划“十一五”规划的关键一年。做好年的农业和农村工作，对于全面完成“十五”计划任务，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珍惜和保持来之不易的农村好形势，必须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的重要成果，必须稳定、完善和强化行之有效的支农政策。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加大农村改革力度，加大农村投入力度，加大“三农”工作领导力度，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二、深刻认识和理解“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切实做好新阶段“三农”工作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必须始终抓紧抓好。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是一个立意高远、内涵深刻的重要论断，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思想认识和政策取向上的进一步升华。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正确处理新阶段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落实统筹城乡发展方略，切实做好新阶段“三农”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是对国际发展经验的精辟概括。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劳动力大部分在农业中就业，农业客观上承担了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任务。当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自身积累和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又适时调整发展政策，加大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在工业化进程中，适时推进由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向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工业化国家的普遍做法，也是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之道。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主要依靠农业提供的积累，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出现了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强化、农村发展严重滞后的问题，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从加强农业、搞活农村入手，推进改革开放，逐步调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全面发展城乡经济。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不仅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业和城市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在年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再次强调：“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万亿元，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以上，财政收入达到万亿元，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我们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失时机地转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并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努力形成工业与农业相互促进、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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