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穷，但农民的负担却很重，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可以说是不公平，是政府对农民的一种偏见。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钟伟教授指出：日前，我国农税累计为2100亿元，而政府在农业上的支出仅仅为800亿元。两者相减，可以看出农民白白地为政府贡献了1300亿元。这种剪刀叉在网上有人戏称之为“劫贫济富”。
国家规定的农民合理负担应该为其纯输收入的5%。而实际上，各种农税（包括地方附加税，特产税，屠宰税，耕地占有税，契税），提留统筹费等以及义务工和积累工，教育集资等加之五乱（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加码，乱罚款）等其它负担的影响。其比例远远超过了5%。在此，我们姑且不看三乱五乱等杂派对农民负担的影响，且看一下这个5%的合理性。就拿三提五统（三提指：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统指：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卫生事业教育费，村干部组织费，集资办学费）为例。与城镇居民相比较。我心里就有些为农民喊冤。为什么城镇居民不需要交的东西在农村就是合理的了呢？虽然现在政府实行改费并税政策，但是在很多地方这一政策只是形式而已。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农民负担如此之重呢？
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我国农民纯收入年增长速度从1996年的9%呈下降趋势，至2000年仅仅为2.1%，“增加农民收入”这一政策似乎仅仅成了一个口号。在我的调查中，增加农民收入就成了政府利用老百姓的一着高招。几年前，政府为了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在农村大力宣传大办烤烟，让种玉米辛苦了一辈子的农民着实高兴了一把。烤烟是出来了，但是，烟厂却倒闭了。这样好好的上等烤烟硬被打成了下品烟给收了上去。如今到处矗立着的烤烟棚成了牛圈。
二．农村基层组织太盘大，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平均人员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290余人。下面再让我们来看一个表。
中国历代官民比例表
时期 西汉 唐高宗时 元成宗时 康熙时 建国初 现时
比例 1：7945 1：3927 1：2613 1：91 1：600 1：28
在陕西的黄龙镇，该比例竟然达到1：9，官多民少农民的负担自然不会轻。就拿公车开销一项来做个计算，一般一个县四大部门拥有工车达40辆，仅此一项每年的费用就高达4000多亿。加之官多嘴巴多，每年要吃掉多少农民的税？况且，领导多了政绩就一定要“好”，所以很多乡镇出现数字出政绩的现象。谎报民情，以至上层对农民收入统计过左，偏离实际地指导农村工作，盲目地制定农村发展计划。自然而然地是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三．乡镇企业倒闭破产增多，我所调查的铜古乡仅有的一个乡镇企业便是一个水泥厂，然而它为农民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漫天的烟雾和恼人的噪音，是满身的尘土和微薄的薪水，是挟巨款逃跑的厂长和经理。企业濒临破厂，于是厂里扣发工资，集资扩厂，扩厂亏损，于是厂里又扣发工资。
四．政府不办义务教育，农民只能自己集资办学。我所调查的水坝村，没有自己的村小，孩子们只能跑到四五里远的清和村，官塘村就读。国家一直宣传普九，然则在我的调查中发现，高昂的学费使得普六也成为问题。正好，反正没有钱读书，儿童成了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的一支生力军——在家务农，出门打工。然后长大结婚生子，又让他们的子女重复自己的路。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实在叫人痛心啊！
在我的调查中发现每个村小小学生每学期的平均高达200元，即每年高达400元之多，比城镇的收费标准还高。在此我不禁想问：义务教育到底何时才能在农村普及。在我的调查中，发现有一家7口之家，母亲是个瞎子，两个大女儿未满18岁便相继出嫁了。留下一个本来该读初中二年级的儿子和一对未满10岁的双胞胎妹妹。一家人的生活来源全靠父亲一个人种地，农闲时进城打点杂工。由于家庭困难，快满十四岁的儿子仍然是读一学期书又回家放一学期的牛。等到父亲找到了书学费或者两个姐姐寄钱来了又重新拣起课本。今年小学毕业，小杨杰很是失落。因为高昂的学费迫使他有可能从此永离课堂。哥哥且是如此，两个妹妹就更是难堪了。
五．农产品的贬价，首先算一笔帐，在过去的五年中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以谷物为例。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谷物产量达4亿吨，平均每斤降价2毛钱，那末：4亿*2000*0.2=1600亿元，也就是说仅此一项农民平均每年就损失300多亿元。在我的调查中，责任制似乎真的如《上总理书》所说成为一种枷锁。由于农产品价格太低，农村劳动力纷纷外流，以至于大量肥土良田荒芜。然而，上百元的农税又不得不交。在西方许多国家，政府不是去赚农民的钱，而是要向农业做补贴。所以免除农税成为中国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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