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一个多月的党课结束了，不多的课时里明白了很多不曾深入思考的问题，对党的理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使我意识到了自己对党理论学习的欠缺。要提高自己的觉悟，必须不断学习、深入学习。
最近一段时期，我们的国家在民族问题上遇到了一些困难。疆独、藏独有抬头趋势，****集团、热比娅集团做出了伤害祖国、伤害人民，危害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的举动。不仅造成了大量无辜群众财产损失甚至生命的丧失，而且引致大量境外媒体的歪曲报道，给祖国造成了困扰和压力。
读到了邓小平的这篇《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受到了很大启发，也明白了党的一些政策。
虽然时隔将近六十年，这篇文章仍然体现出很大的价值和指导意义。“对少数民族的许多事宜，不盲动，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
邓小平同志承认了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和汉族的隔阂由来已久。因此我们在在大事方针上也要考虑到这点，不能同汉族同胞一样任何事上等同对待，必须谨慎，考虑到可能由于民族习惯、历史遗留带来的矛盾。微观下，我们的普通生活中，也必须谨记，我们同汉族同学开的玩笑，讲的故事，在和少数民族同学讲时，一定要考虑好。很可能，会因为文化背景的缘故造成误会。
大一军训时，一位同学对藏族同学疲于训练而老是坐地休息抱怨的话，尽然引来了“想打架”的回应。在平常人看来，这只是句抱怨，或许带有开玩笑和羡慕的味道。藏族同学自我保护意识强，是共性，是可以理解的，或许是有缺乏了解、环境生疏引起的。我们在与他们相处时，必须要考虑到这些。促进了解，最终会让我们越来越近。一位同学院的藏族同学郎佳泽仁，非常友善，和我们一块训练、吃饭、聊天，没有同其他藏人一样要求特权。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把他当做和我们有所不同的人对待，包括任何方面，无所顾忌。
但是毕竟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而要充分考虑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即量变的积累，最终，郎佳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最终我们会亲如兄弟，直至完成质变。
邓小平同志谈到了西康的情况。谈到了军队进入西康时，首先宣布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民族习惯，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这主要是因为提出的十项条件，实打实的条件，而不是空头支票，这才符合民族团结的要求。
这也提醒我们，在制定民族政策时，一定要符合实际，不要超前。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要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并且落实好，才是正确的。制定超前的政策，或是执行不力都会导致不好的后果。
邓小平还提到了长征北上时，饿慌了，为了生存，做了一些犯纪律的事，没有办法。“现在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的革命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这次我们到那里，一些藏族人士也很坦白地说，那时把粮食吃光了，心里不愿意，现在了解了。他们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
当前，我们要把眼光放地长远，明白我们终究是一家人，本来就没什么大问题，即便是有过误会，我们都应该认识到，要互相理解，消除误会，一起面对将来。对历史问题上消除误解，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
在今天看来，给我们的启示还是非常大。步步为营，我们才会稳固民族关系。客观要求我们，对待少数民族群众，我们不能贸然行事。一定等待时机，等大部分条件都满足了再考虑可行性，不能照搬对汉族群众的经验。我也觉得我们的理论很多都是建立在一个很大众化、很普遍的读者基础上，根据这些理论我们可以较易地找出实践的方法。但是这种容易，很容易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就是运用这些理论是不需要太多考量的、太多测试的。
这是不对的，理论显得容易理解且指导性强是因为这与我们实际联系紧，但对于少数民族，运用其理论来，就不能按汉族群众的思维。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区别不仅仅是生活习惯的区别，认识方法、文化背景的区别更应考虑。不仅是在具体实施上，在大方向上也要区别对待，至少在现阶段。